“跨体系社会”是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于2010年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既源于他对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关切与理论回应，也是他在四卷本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思考的自然延展。
汪晖所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何为“跨体系社会”
“跨体系社会”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它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跨体系社会”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相互关联，将各种体系的要素综合在不断变动的关联之中，但并不否定这些要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跨体系社会”范畴内，一般意义上被视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和更小的社会单位与宗教、语言等一起被置于区域或社群内部，主体性的建构被主体间性的关系形态所消解并取代，文化传播、交往、融合、并存的各类多样关系也由此得以重新呈现。
“跨体系社会”强调物质文化、地理、经济和伦理等表述的多样性共存于一个社会体中。与之成对的是“跨社会体系”，用于描述连接不同社会的更大体系，如“文明圈”“一带一路”等。“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两者落脚点不同，但彼此缠绕与重叠，这样的重叠单位包括“区域”“朝贡体系”等。
理解“跨体系社会”的创造性需要与两个关联概念进行对比。一是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超社会体系”概念。汪晖借鉴了其中包含的文明跨越单一社会的洞见，但把焦点转向单个社会内部的“多体系性”。他把“跨体系社会”的中国称为“跨文明的文明”即中国是多文明的文明，且文明之间彼此影响和通融。
二是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概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作为跨体系社会的中国”都是在“一”与“多”的关系中把握中国社会内部的民族多样性与文化复杂性，但“多元一体”集中于族群、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而“跨体系社会”则强调中国社会的交融混成与一体的内在多样性，不限于民族、族群范畴，从而弱化了“体系”作为“元”的孤立性突出体系间运动的动态性。“跨体系社会”呈现了“一体”不仅仅是对“多元”的承认，也是“多元”在互动中生成的相互渗透、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本身。这是中国社会不同于“多元社会”与“社群主义社会”的机制。
汪晖所著《世纪的多重时间——帝国、革命与跨体系的运动》
为理解中国提供新视角
在解释“何为中国”的层面，“跨社会体系”指出了中国“跨文明”与“社会体”共在的双重特征。在当代世界剧烈变化的形势下，“跨体系社会”的概念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复杂共同体的历史构成，也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化”作为一个通过理解自身的持续生成变化而探寻和加强主体性的进程，一个将自身的主体性与互主体性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提的进程。
“跨体系社会”已被列入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标准·方法·示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概念分析报告》中的十个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示例之一，被视为立足中国经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代表性成果。学界已有专题论文将其与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并置讨论，并用于区域与民族研究的新框架建构。
汪晖因对“跨体系社会”等范畴的原创性阐释，于2013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一起被授予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于2018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德国洪堡基金会“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2024年入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2026年获“费尔特里内利奖” （社会科学国际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