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全面实现，教育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力。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持续增加的教育投资究竟带来了多高的经济回报？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是否比物质资本投资显著更高？

围绕这些关乎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李稻葵教授团队开展了实证研究，开创性测算了我国的宏观教育回报率，并得出结论：我国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不仅提升了国民素质，也产生了较高的宏观经济回报；我国不存在教育投资过剩问题，教育投资回报率没有出现边际递减现象；当前我国的宏观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

相关成果以“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资本回报率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教育回报率的测算”为题，发表在《教育研究》上，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又入选2024年清华大学最受师生关注的年度亮点成果。

用宏观教育回报率衡量教育投资的价值

谈起开展研究的初衷，论文第一作者、社科学院教师、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吴舒钰介绍说：“这几年我们团队一直在关注与‘人’相关的话题，包括人口、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源问题。”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教育无疑是“投资于人”的重要领域。

针对“教育投资值不值”这一重要命题，研究团队首次提出“宏观教育回报率”这一概念，将教育投资类比于固定资产投资，从国家整体视角考察每一单位教育投入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回报。该指标以小学至研究生五个阶段的全国总体教育经费作为教育总成本的测算依据，以国内生产总值中由教育水平提高所贡献的部分作为教育总收益的测算依据，选取超过50年的时间窗口，使用完全折现法计算教育投资的内部回报率。

在学界，教育回报率已经有大量研究，但大多聚焦于个人或家庭层面的教育投资回报。微观研究虽然可以测算教育如何提高个人收入，却无法捕捉教育的社会价值，比如管理效率提升、技术创新扩散等，宏观视角则可以将这些教育的外溢效应纳入视野。“从宏观层面系统测算教育对社会整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这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是极为缺乏的。”吴舒钰说，“研究宏观教育回报率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教育投资回报丰厚

“以一个人的一生为视角，从小学乃至学前教育开始到25岁前完成主要教育阶段，这期间的教育积累，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逐步转化为生产能力，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吴舒钰介绍道。

研究用人力资源总量替代传统劳动力变量，人力资源总量将人口结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纳入了考量：受教育时间越长，个体的知识积累越丰富，其所具备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同时，健康状况越好的劳动者，其有效劳动年限也往往更长……这些因素的改善共同推动着人力资源总量的提升。

因此，研究把受教育年限作为连接教育投入与经济产出的关键中介变量。具体而言，教育投资的增加（例如提升高中或大学的毛入学率）会在若干年后转化为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和人力资源总量的提高。研究团队基于全国人口普查与入学率数据动态推算各年龄段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源总量纳入生产函数，进而推算出因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源提升所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潜力。随后，研究设定基准与对照情景，通过入学率变动带来的成本与产出差额推算教育投资回报率。

最终结果显示，1978-2020年间，我国的宏观教育回报率为20.7%，显著高于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测算的我国经济5%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宏观教育回报率分别为27.1%、20.9%和21.6%，各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超过了1978-2020年的平均宏观教育回报率。

这些结论说明，我国宏观教育回报率并未出现边际递减，而是随着教育普及，持续释放出稳定而强劲的增长动能。

在直观的宏观经济增长背后，教育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素质提升还具有更长远的影响。数据显示，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2年，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过2.4亿人。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我国劳动者整体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受教育群体在健康意识、法律观念、公民责任感等方面素养更高，推动着社会整体治理能力和文明程度稳步提升。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持续提高，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这是渐进但深远的结构性变化。”吴舒钰说。

不仅要“加投”还要“投得准”

当前，我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转变，要依靠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来驱动。此外，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加速，国民受教育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参与人口数量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以前投资于物，下一步就是投资于人。”李稻葵教授指出，“投资于人最关键的是投资于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提高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通过引导社会压缩一部分低效的物质资本投资，促进政府投资向教育领域转移，使教育投资更好地贡献于人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不仅要“加投”，还要“投得准”。研究建议扩大基础教育阶段的普及范围，尤其是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普及。研究结果也显示，基础教育阶段的投资回报最为显著，这是因为基础教育覆盖面广、普及性强，对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整体提升作用最明显。李稻葵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越进步，基础的技能、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显得更加重要。”同时，研究也强调要充分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教育投入。

该成果不仅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而且为有关部门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决策咨询意见，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在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从提高总量走向提升质量的未来，我国将向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回到微观视角，对于个人来说，教育投资是否仍有较高回报？吴舒钰认为，高等教育回报并未下降，但是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尤其在毕业生找工作这个问题上，并非因为教育无用，而是学科设置滞后于市场发展。她认为，高校应更加积极主动面向市场，动态调整专业结构，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李稻葵也指出，社会对教育回报的理解出现短期化现象。“很多人忽视了教育带来的长期综合收益——不仅提升个人能力，也惠及家庭、组织以及下一代。”他强调，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在健康意识、社会适应力、转型能力等方面普遍更强，能更好应对未来社会的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