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黄祖洽先生（1924.10.2—2014.9.7）是我国理论物理与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是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他的本科、硕士均就读于清华，本文节选自他晚年回顾在清华求学经历的文章，2011年发表于《科学时报》，出于栏目需要略有改编。
1946年10月1日，清华大学在原校址清华园复校开学。在此之前，从西南联大分转过来的同学已陆续前来报到，分别住在粗经修葺的五幢宿舍：明斋、善斋、平斋、新斋和静斋。前四幢住男同学，女同学则住静斋。这些宿舍本来都是很漂亮的高楼，虽然被日军占用了8年，受到了不少破坏，但经过修葺后，还是比联大新校舍的茅草屋好很多。
我和何泽庆及电机系的蔚盛勋三人被分到新斋东头的一室。上课后，发现除了联大分来的同学外，还有几个从别的大学转来的同学。大三选的专业课有热力学、光学和物性论，分别由王竹溪、余瑞璜和叶企孙教授授课。
王先生讲热力学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他自己编写的英文讲义，也指定一些在校图书馆可以借到的参考书。上课时他在黑板上书写笔记，同时还口头解释。他板书很快，字迹秀丽，抄写下来就是一本不错的讲义，内容包括一部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像关于多元系统的稳定性条件等。
王先生不但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而且热心帮助学生。有一次上过热力学课后，他跟我一起走出教室，问我为什么最近面黄肌瘦。我告诉他是因为近来吃食堂的硬饭，消化不良，导致腹泻的关系。他就让我上他家去吃几天软食调理调理。平常我也常到他家请教问题，知道王师母贤惠、慈祥，所以接受了他的好意邀请，在他家调理了一段时间，直到腹泻痊愈。
叶先生讲物性论，牵涉的范围很广：引力常数的测量、物质的弹性、物质的磁性和气体分子运动论等。每部分都只介绍一两个关键实验，借以引进一些有关的基本物理常数，然后推荐有关名著供学生参考。叶先生讲课时稍微有些口吃，但内容简练，富于启发性，对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极有好处。
1948年大学毕业，已是解放前夕。北平的政府机构和有钱人纷纷南迁，市场萧条，就业困难。我不愿放弃物理，又没能在北平的学校或研究机构找到合适的工作，唯一的选择是考研究生。
考谁的研究生？我找王竹溪先生咨询，他告诉我，钱三强先生已经从法国约里奥—居里实验室回国到了北平，并且应聘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建议我报考钱先生的研究生，在核物理方面作研究。我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报考并考上了。
一开始，钱先生给我介绍他在国外用核乳胶发现铀核三分裂的工作，教我如何用显微镜看乳胶片中裂变碎片的径迹，又教我用他从国外带回的ILford核乳胶片观察和测量铀核自发裂变的径迹。钱先生对我说，我们能否不依赖进口的ILford核乳胶，自己研制出同样灵敏甚至更好的核乳胶来？他让我看一篇论述乳胶制作的文章，自己试一试。我看了文章后，便着手准备核乳胶的研制：修复整理清华科学馆最下一层北头实验室中的暗室；用一些在物理系库房可以找到的零件，装配出一台恒温器；上街采购原材料，包括胶片、硝酸银、显影剂和一些其他化学制剂。我也不记得经过了多少次尝试，终于初步制出了可以看出铀核自发裂变径迹的核乳胶。在整个试验制作过程中，何泽慧先生也和钱先生一起，关心、指导我的工作。
1949年5月，彭桓武先生由昆明来北京，在清华大学任教授。钱先生忙于学术组织管理工作，社会活动比较多，又知道我对理论物理感兴趣，便征得彭先生和我的同意，让我改跟彭先生做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生。那时彭先生刚34岁，已是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学者。彭先生一个人寄居在叶企孙先生家里，找他请教和讨论问题非常方便。有时他干脆让我跟他在清华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有时散步误了用餐时间，他就慷慨做东，请我到工字厅旁的小馆吃一顿，吃过饭再继续讨论。一次讨论中，他建议我用量子力学方法计算氟化氢分子。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这工作写成文章后，就是我的硕士论文《氟化氢分子的一个量子力学计算》。
1950年7月下旬，我在清华研究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就离开清华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