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崔建远，1956年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被评为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12年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清华大学“良师益友”（6次）等荣誉。2018年1月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2018年，是崔建远与法学为伴的第40年，也是与清华同行的第22年。
清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明理楼显得安静而庄重，楼前八根石柱还带着前一夜的凉意。走入楼内，绕过侧门，辗转数十级台阶，进入略显昏暗的楼道，靠左侧的一间房间，门上有崔建远教授的名牌。在这间房间里，崔建远度过了在清华法学院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这里，这位全国著名的法学家与法学为伴，与清华同行，著作等身，桃李竞芳菲。
说起崔建远与法学之间的渊源，还得回到上世纪的中国。彼时他还是河北的黄土地上的一名民办教师。“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两年小学全科老师，两年高中语文老师，崔建远每日种地教书，与法律并无多少交集。
“一开始，我并不了解法，”崔建远回忆，当地农村给罪犯判刑时，是要交给百姓讨论的，而在公示的布告中，“依法判处”四个字第一次让他对“法”有了印象。崔建远上中学时，在政治课上听到老师介绍，国家正在修改1954年宪法——对于“法”，他本来就不懂其义，“法”的前面多个“宪”字，就更疑惑不已。就是这布告中的一个“法”字和政治课上一知半解的法律知识，成了少时崔建远与法律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
走过“文革”，走过人生最初的二十载，一直想要走出农村的崔建远，等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那段日子崔建远似乎记得尤为深刻，如今提起，也是精确到年月。“我们是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3月开学，我们那一届很特殊，恐怕也只有我们是3月份开学的。”
不过，“学法”对崔建远来说，却是一个实打实的意外。
“我第一次报志愿的时候填的是吉林大学经济系，连志愿表都交了。”只是后来又有民办教师报考师范类院校优先录取的政策，崔建远便要回了志愿表，在第二张志愿表上写上了一连串的师范院校。“可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一看，是吉林大学法律系。”难怪崔建远说：“我一生中对我和家庭最有利的几个转折，都不是我的本意。”到那时也仍然对法律无多所知的崔建远，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迎来了自己与法学相伴的第一年。
只是这第一年，过得却并不顺利。繁重的课业，巨大的压力，崔建远那时整日睡不好觉，时常生病。费尽辛苦走出乡村的他，每天脑子里最担心的事就是会不会被退学。直至大二，崔建远才真正“入门”，自从接触到真正的法学课程后，退学的担忧便被他远远地抛到九霄云外。
从刑法到民法，崔建远由入门走向热爱，并最终选择了民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民法离生活近，衣食住行、逛街买菜全是民法的内容。”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三十多年中，崔建远亲身经历了中国民法发展的关键阶段。当时民法领域人才匮乏，崔建远的老师告诉学生，全国只有22个教民法的老师，这给崔建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更坚定了他在这个领域奋力开拓的决心。从合同法到物权法，崔建远先后撰写的十余部著作既为尚有大量空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的法律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教材参考。
1996年8月，崔建远来到清华任教，迅速成为1995年秋复建的清华法律学系重要的学术骨干。当时清华法学还没有学位授权点，崔建远和常务副系主任李树勤一次次在国家教委和清华间来回奔走，最后经过专家评审，终于获得了民商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而他的多门精品课，也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专业教学。
崔建远自认是位严师。谈起师生关系时，他坦率地说：“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我很严厉，而且有很浓厚的师道尊严思想。”曾经有学生因为迟到，在教室门口站了整整一节课。崔建远曾位列法学院“四大名捕”之首。每年审阅学位论文时，遇到不按规定格式写作的学生，他同样很生气。可是严师方出高徒，“学生可能觉得我不和蔼可亲，但我做这些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公心。清华学生有良好的基本素质，如果能好好努力，都可以成为很优秀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严厉，崔建远在学生中仍然备受好评的原因。学生们谈起崔建远，总是充满感激——他对学生的想法从不随意批评，而是认真听取、耐心答疑。有同学晚上发邮件求教，没想到立刻就接到崔老师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有这样的严师、良师，对学生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幸运。崔建远曾经6次获得由全校研究生评选的清华大学“良师益友”称号，并入选首批“良师益友名人堂”。
崔建远不仅要求学生万万不能丢掉努力和刻苦的精神，他自己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崔建远的办公室，四面环书，打印资料亦是满满当当，“在家里和外出时不容易有思路，只有在这里做学问，才真正有感觉。我告诉学生也告诉自己的孩子，对待专业要像谈恋爱一样，没有感情是学不成的。我从不觉得法学枯燥，只是遇到瓶颈时觉得困难，想透一个问题时又很高兴。我对民法，确实是热爱。”坐在高高的书架前，谈起做学问的事，崔建远说那是一种幸福。
展望未来，充满旺盛学术生命力的崔建远列出了一长串待完成的书单。出版社告诉他，读者等得急。崔建远不愿以法学家自称，法律工作者的责任是他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谈及法学院教师的一天如何度过，崔建远说，“我们不要求坐班，可大家都来。”入夜的明理楼，灯光依旧明亮，而与灯火和书本相伴的日子，同样温暖而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