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期间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当今世界与当今中国彼此交织、相互激荡，迫切需要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中国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等时代之题，这些都要求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
如何界定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
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主要取决于三个指标：
一是核心问题。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是确立明确的核心问题。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外交学是满足人类社会彼此相互交往需要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服务现代国家之间交往需要的外交学随之生成，在回答国家之间交往重大问题的基础上，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到欧洲各主权国家，逐渐形成了以驻外使领馆、外交部、国际法、外交官等为主要载体的外交实践，外交学成为一门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学科。
二是学术范式。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建立成熟的学术范式。围绕和平处理国际关系如何可能的问题，近代以来各国外交学发展出了不同的学术范式。意大利和荷兰的外交学重视国际法，确立了自然法和实在法的不同传统。欧洲外交学重视职业外交官处理国与国交往的经验总结，形成了早期的传统主义外交范式和以英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制度主义范式。二战后的欧洲外交学则更重视不同社会之间交往的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路径，更多呈现出反思理论的范式。美国外交学在批判欧洲外交学范式的基础上，确立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近代以来主要大国均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外交学学术范式，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外交知识体系。
三是原创成果。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产生原创的理论成果。早期的欧洲外交学研究围绕着“完美大使”及其在国外的复杂法律地位之类的话题，产生一大批原创性成果，比如，西班牙外交家兼学者德维拉1620年出版的《大使》、荷兰外交家格劳修斯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法国人卡利埃尔1716年出版的《论与君主谈判的方法》等，都是长期影响各国外交家的经典作品。进入20世纪后，学界耳熟能详的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尼科尔森《外交》等相继涌现。冷战结束后，一批反思主义外交学者也推出了广受关注的原创性外交理论成果。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积淀了浩如烟海的外交思想文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断推动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外交大国。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完全建构起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所缺的不是核心问题，也不是原创性思想成果和实践成果，而是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外交学理论的学术话语和学术范式。
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长条件
中国外交学的核心问题非常明确，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涵盖了中国需要开展什么样的外交，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与几千个世界政党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14亿多中国人民与60多亿世界各国人民的关系问题。
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建立学术话语和学术范式，需要一些最基本的生长条件：
一是战略自信。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战略自信原则，特别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自主知识体系取决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简单复制，中国外交学者和中国外交官员必须保持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创造学术自信的环境，尊重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二是伦理自觉。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守伦理自觉。自主知识体系取决于自主探索精神。学术好奇心是原创性知识生长的最强大动力，中国外交学者必须高扬科学家精神，将中国外交思想成果和实践成果放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背景下自主探索，恪守学术标准和科学方法。只要中国出现一大批以学术为业、以学问为本、以学理为重的优秀社会科学家，中国外交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水到渠成。
三是话语自立。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定话语自立。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自主对话的产物，只有不断实现话语自立，不断增进与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中国外交学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开展国际学术对话不是“单行线”，不是将中文成果简单翻译成外文，而是“双车道”，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支持交流对话、双向奔赴。唯有中国外交话语越来越自立，中国外交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完善。
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呼唤新理论。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为总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原创性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国际化、大众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理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融会贯通，不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随着《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等文献出版，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大批著作出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四大全球倡议等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研究上的成果不断涌现。
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大众阐释与国际对话相结合，推进原创性理论的大众化国际化。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推进原创性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更要推进原创理论的大众化国际化，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近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等标识性外交概念在媒体平台上热度不断攀升，成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热搜”词。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外交知识体系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文明互鉴的关系。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外交学知识的有益成果，深入开展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对话，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外交知识。
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结合。从中国自主性来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由中国人通过自主创新回答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学理结晶。比如，正确义利观、天下体系、关系理论、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当代内涵形成中国自主的代表性理论成果。从世界普遍性来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通过开放创新回答世界问题，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站起来，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比如，关系理论、社会演化理论、非传统外交论等，都是中国学界通过开展国际对话获得国际共识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兼顾中国性与世界性，建构中国特色、世界通约的中国外交学知识体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选择做什么样的大国，开展什么样的外交，发展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参与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不仅中国自身在思考，国际社会也在高度关注。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国家，必然要求明确创立与之相适应的外交理论体系。建构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