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中央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曾成钢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设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角色。为了鼓励人们走进公共文化场所，把公共文化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市民的参与度往前推进，建议取消公共文化设施的围栏，让公共的归公共，让公共文化设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公共文化设施是政府部门出资修建，免费为群众提供的文化学习平台，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等等。公共文化设施所肩负的知识传递、文化培育的使命，其本质是“共享与开放”，它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和文化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一直以来各级单位都在大投入力度完善相关设施条件，但由于长久以来的城市规划思路以及管理思路，公共文化场所与城市中的很多建筑一样，被围墙、栏杆过度“保护”。究其本质与实际操作而言，方法与目的之间显然是矛盾的。

其次，自2008年开始，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实行免费开放，迄今已进入了第14个年头。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公共图书馆3212个、美术馆618个、博物馆5788个、文化站4万多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54万个，90%以上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已经实行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为了推广美育，把室内的展览移步户外，把展厅的藏品放到公园，种种努力都是为了美育的普及与传播。但令人尴尬的是，票免了，公众却被墙拦住了。文化设施的附属绿地和室外空间是重要的文化辐散地带，通常有着非常好的景观、绿化、雕塑、展示等配套设施，户外空间应当有户外空间的使用逻辑，但市民仍然到受时间的制约和空间的束缚。打通围栏，就是打通市民与公共文化资源的最后20米。

第三，2016年，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单位大院和公共文化设施要作为表率率先逐步打开。多地政府与公共文化单位响应号召，根据自身条件“拆围透绿”，与市民开放共享的公共场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点赞。但是6年时间过去了，就整体情况而言，该意见推动效果并不理想。对于很多单位而言，“围墙”就是“心墙”，是权威和身份的象征。今天社会在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形态发展，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创新城市管理服务水平，这其中的每一条，都在要求城市管理者扭转观念，与时俱进。

第四，随着教育和美育的推广，市民的文明素质也在逐年提升，社会自觉和文明进步逐渐成为主流。今天市民的基础道德素质足以接受并且适应“拆墙”，身为大国的国民，不会恐惧没有围墙的生活，而大国的管理者，更不应该恐惧没有围墙的城市。拆除公共文化设施的围墙对于消除文化隔膜，普及社会美育教育，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幸福指数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拆除公共文化场所的围墙，并不是强制性的“一刀切”。客观而言，围墙有围墙的道理与价值，比如特殊时期的封闭管理对扼制疫情蔓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拆围”需要有规划和制约，更要树立原则，加强管理。可兼顾管理需要进行拆除或改造，拆除的区域做好内部景观与外部景观的衔接设计，不能拆除的可将封闭式围墙改造成通透式围墙，透出内部绿地景观。一切宗旨，应当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属于公众的公共空间和资源还给社会，要和群众共享公共文化空间和绿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