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的教授太太们

中华读书报 2001年12月5日

　　在当年的清华园，总的说来，只有教授才有资格在校园里安家。所以如果说清华园里也有家庭问题可谈，主要也是教授的家庭问题；而其主要内容，则是颇为活跃的教授太太们。

　　当年清华教授夫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有的还在国外读过书。但因种种原因，诸如清华有夫妻不同校的规定；清华对师资条件要求高，做教师既不够格，做一般职员又不甘心；加之她们经济条件优裕，受外国习俗影响，等等，所以她们大都甘愿在家里做贤内助，说白了也就是家庭妇女。可是实际上她们并没有多少家务可做，大都有女佣人伺候杂务，于是一些“不甘寂寞”者，就想方设法或变着花样来消耗她们的“余热”。赵元任太太杨步伟女士的4年清华园生活，就是生动的“样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她曾对她本人以及其他几位教授太太当时的生活和活动，做了具体的描述，较生动地反映了20年代清华园生活的另一侧面。特别是关于节制生育的一段，简直是我国早期这方面的先驱史料。兹节录数点如下：

　　我这个人家居是不能安稳的，做些什么呢？清华园又是一个乡下，无事可做。偶然给同事的太太们看点小毛病等等，也只不过作作顾问而已（因大病由校医负责）……

　　每星期必坐洋车进城一次（有些太太永远不进城的），可是冬天就冷得不得了，我想既吃苦往城里跑，何不就开起“诊查所”来专做些生产限制的事，每星期两次就够了……不过其时政府还禁止这个名目，我们就进城和适之、梦麟大家谈论，他们都赞成，并说“我们都做你的后盾”，只不明说出来就是了。我想这个事要本钱不少，因对穷人最须要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出得起钱的人出二十元，可以介绍三个无力出钱的人来，大家又想到，横是既由人介绍起头，就不必在闹市左近开诊所，所以我们就看好了景山东大街的一所房子，三进，第一进为诊所，第二进元任他们有花样了，作为他朋友往来用，第三进我三哥住家，因为我们不去的时候必须要有人照应房子等等。我的诊所自然生意不太好，可是元任他们朋友玩艺可多了……

　　在清华家里时无事做，我们三个太太又组织了一个“三太公司”，给近边的女孩子招了不少来，教她们做各种手工，因为我在美英德等国收集了不少各种手工样本……还有，清华本校里有两个大厨房，到轮流请客时，总是那几样菜，所以我们最怕人家请吃饭，自己家厨子也用不好，几天元任就觉得厌了……我就又来出主意了，和几个太太商量，我们何不请几个好厨子，有做点心的，有做菜的，我们还可以给我们大家各省不同的菜和点心教他们做，岂不多出多少不同的东西来吃吗？家里又省了用厨子的麻烦，价钱除了本钱以外只加出三间小屋租钱和厨子的工钱来就是了。……岂知被学生知道了，不知写了多少信来要求加入吃，而多少亲自来要求的一天大门都跑破了，我说学校里的规矩，学生都归学校包饭，不能出来吃的，并且学校大门又须六点要关，并且点菜花饯太多也不好，而赵先生在评议会不能破这个规矩的，他们说让他们自己请求学校当局去，我想一定不准的，我何不作个空头人情呢，就回他们若是学校准我就答应，可是包饭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没有料到开评议会时，他们真去请愿了，校长和评议会的人一口答应，并且对元任说，“你太太要开馆子了”。元任气的不得了，跑回来和我大闹，说我坐在家里不耐烦又来出新花样快快停止，不然不知要出多少麻烦来。我好笑，我说不要你多事麻烦，全归我，你只有好菜吃就是了。他知道我的脾气，要干总是要干的，绝对不会中止，只好听我去闹……学生们的要求虽然答应了，可是我对他们说了，第一是我们大家闹着玩的，只当一个公共的厨房，并不是做生意；第二我拿出四百元本钱，可不够你们大家欠账来吃，要吃只可以定人数包饭，每月先付后吃才可以。因为对学生要欠起账来真是一个麻烦事，以三十人为限，而他们可都答应了，一下午就交了四百五拾元来（十五元一个人），再来的只得向隅而叹，学校改了十点关门，我就定的学生六点来吃，九点一定要回校。我现在还记得当日来吃饭的人是陈之迈、孙碧奇、王慎名等等。本定的第一天的第一跑堂是郝更生先生，管账的是孔敏中太太，帮忙拿菜的是何林一太太、马约翰太太、刘廷藩太太和我，一共六个人。第一个定菜的是王文显家，不过都是大家好玩而已。……因为这是西直门外第一个正式有厨子做菜的馆子，厨子可找得真不错，以后连城里人都来叫酒席，例如李济之先生老太太的生日，周寄梅先生请客，都是来几桌，闹得到处都知道，好些朋友安心和我起哄，特为去叫菜，弄得加人加开支，厨子还嫌我限制生意，我也实在嫌麻烦了，就把买卖让了，本钱也多半自己吃了。……所以我自己写了一副对子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净”……

　　我还是忙我的生产限制的事为主题。在清华园这个小地方，自然不能发展多少，可是已给过他们几个演讲，什么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等等都请我演讲，北平城里女青年会、妇女会也常找我去演讲，不久也认识林语堂太太了，她也赞成我办这些事，她还提议叫我到他们厦门去演讲去呢。可惜我不能天天进城，因为坐洋车非常不便，而冬天更难，我又和何林一太太等商量集股办公共汽车，那时在清华园的银行分支是大陆银行，我们去和他们的经理谈起来，他们说由他们办好了，这就是清华有公共汽车往来城里的起头。可是有多少不爱动的太太们大抱怨起来，说赵太太都是想些花钱的主意。其时山格夫人也正到了中国，胡适之先生大请客联络一大些人，自然我们是主要的人物，因此给一般人的兴趣更引起来了。我们的目的对于贫穷人为主要，告诉他中国穷人多医院少，做这种事无大基金和政府官办是不能实行的，所以我才定的每一个有钱的出钱，可以带三个穷人来，就是这样办还是有钱的人和知识阶级人来的多，因此有人反对说结果还是穷人没有得着益处。但是我并不失望，因为提倡一样事总是有人赞成和反对的。又有些人说方法不灵，但是避孕的方法一直到现在除了手术以外还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有功效。不过说到这个上头不能不提点性上的关系。……若有一次忽略就会出事的。所以当事人就非抱怨医生或怪药物不灵，其实这都是误解。因为外国遍地都有医院，明说禁止生产限制，其实每个医生都给做的。……在那时我也受到许多知己的朋友们抱怨，我只好笑笑，虽作医生还不好意思在很熟的朋友们面前高谈阔论性交的情形。又有些人说因我不会再生小孩了，所以觉得避孕得法，我就又来一个赌气的办法，来再生一个小孩给大家看看，而元任也觉得家里没有小小孩了，因此没留意给我来了一场大病。原因是在中国那时虽然自以为是新式的太太们，可是有佣人招呼小孩，自己还是日高三丈睡在床上。而我们两个人在国外自己带惯了小孩，虽然那时也有老妈子，可是自己还是老早起来，看小孩们分好了早点，我们两个人就去打网球……可是十六天下来，我自己出毛病了，打球后洗澡，在盆里大出血不止，找医生来打针，也不过想是月经前太动作的缘故，其后血出老不停，到城里找一专门妇科检查，用小手术发现有一个胎盘在内，才知是小产，连我自己也不信避孕五年后，还可以受胎这么快，如此一来大家非常相信了，不过朋友们常拿我开玩笑说，赵太太以身作则。

　　（摘自《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黄延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