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　生命因科学精彩（五）

北京青年报

李俊兰 2002年08月28日

　　科学界人士大多知道周培源与爱因斯坦有“交谊”，知道周培源是相对论专家，因此，陈伯达抓“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斗、批、改”，“就要把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陈伯达自然知道，周培源是最重要的一颗棋子，如果周培源批判爱因斯坦，群众不用发动了。于是，他大讲批判相对论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从科学上、哲学上把爱因斯坦打倒。要做到家喻户晓，中、小学生也要学相对论，打倒相对论。

　　这些话我们今天听来会觉得荒谬、可笑，想必周培源先生当时就觉出其荒谬、可笑了，他表态：“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

　　私下里他同学生交流看法：“讨论，也是物理学家的事。”他还认为陈伯达“胸无点墨”。

　　陈伯达所以要下力攻克周培源这个堡垒，是因为此前他已了解周培源的基本态度。

　　1969年10月，中科院“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撰写了《相对论批判》一文，又召集周培源、吴有训、钱学森等人及青年物理工作者座谈、表态，自然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轮到他发言时，他只介绍爱因斯坦生平及与爱因斯坦的交往，可谓不动声色，但当他听说此文就要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时，他沉不住气了，找到主持会议的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明确表态：“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 　　回到家他很生气地对女儿如玲说：“简直要闹出历史大笑话了！”

　　后来，陈伯达因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很快就倒了台，批判爱因斯坦、批判相对论终于没有酿成小学生都参加的全民运动，否则真是历史的大笑话，是民族的大耻辱，那耻辱对民族心理和后代人的影响，可能不亚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

　　周先生顶住了，他不仅坚持“不批判”，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反批判”的，譬如“提提醒、点点火”。这是他的智慧，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1972年，杨振宁先生回祖国大陆省亲，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周培源先生作陪。若论杨、周关系可谓两代世交，三重情谊。两人初相识时，杨振宁7岁，随母亲自上海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与父亲杨武之团聚，而受杨武之先生之托一路照顾他们母子的，正是留洋归来的周培源，那时杨振宁喊他“叔叔”。西南联大时期，杨振宁主攻理论物理，学习了周先生三门课程：力学、流体力学和相对论，两人有师生之谊；杨振宁的硕士导师是统计物理专家王竹溪先生，而王先生又正是周先生第一号大弟子，杨是学生的学生。所以，虽贵为诺奖大师，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对“培源师”取恭敬之势。

　　周总理与周培源先生也有很亲密的友谊，外事活动中，周总理常称其“美国通”。尽管比周培源年长5岁，却常常随了众人喊他“周老”。

　　席间，以这样的关系自然是“酒逢知己”，娓娓长谈，后来谈话内容得到毛主席肯定：“杨振宁讲话实在。”

　　杨振宁向周总理指出：“中国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很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但目前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科研机关也存在不重视理论的倾向…… 　　十几天后，周总理接见任之恭、林家翘等美国华裔科学家，当面指示周培源先生，把北大的理科基础教育抓起来，“有什么障碍要排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此时，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陷于停滞，“实验室车间化”、“学校工厂化”是普通现象，科研人员下乡种地，譬如北京大学与中科院等4单位组建的“基本粒子组”，“文革”前在粒子物理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建立了“层子模型”理论，站到了国际前沿。“文革”开始，高崇寿、何祚庥等青年学者均遭冲击，下放劳动，一下子拉开了与国际同类研究的距离。理科无用、知识无用，科研人员打扑克、下象棋，许多人转了行，“文革”前跟随周老做湍流理论研究的黄永念，被分配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了模具钳工……

　　“旧中国本就非常虚弱的科学基础”面临生与死的问题。

　　有总理指示，周老如同得到尚方宝剑，以积极姿态“重整山河”，并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如空谷足音传达了知识分子心声，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但很快就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了围剿周培源的文章，声言要揪周培源的后台……

　　直到1977年“四人帮”垮台后，杨振宁先生才得知自己“进言”的连锁反应，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