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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如果把清华科技园比喻成一个人,20岁的他经过孕育、出生、襁褓、青少年时代,如今他生命力旺盛,前景未可限量。这个生命个体的风采,集纳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智慧,不同的人在他不同时期有不同奉献;如果清华科技园是一支曲子,它激昂奋进,恢弘大气,总有人弹奏第一个音符;如果清华科技园是场接力赛,总有人递出第一棒,才有其后的奋力追逐。

  一个根基扎实的舞台,让后继者有挥洒的空间。显然,荣泳霖是属于搭建舞台的人。作为清华科技园最早的创始人,荣泳霖催生了科技园,见证了科技园的成长,也把握着科技园的前进方向。

  作为赫赫有名的民族工业代表荣氏家族的后代,荣泳霖与科技园的故事多了一层与别人不一样的传奇色彩,虽然他参与科技园的建设跟荣氏家族并没有什么关系。言谈中,荣泳霖喜欢打比方,形象贴切,有关科技园的诸多往事在他的讲述中,更加有趣味。

大浪淘尽  唯余清欢

——访清华大学原校长助理、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荣泳霖

●杨 麻

 

从一次长谈到怀柔共识

  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建科技园?时间要退回到1993年,在荣泳霖看来,这个时间最是合适。

  1993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找到当时清华大学产业管理处处长荣泳霖,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清华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清华作为理工科见长的重点院校,出了很多科技成果,但其中转移到企业的仅占20%;即便成果成功转移到了企业而且签了约,只有运用该成果的企业能因此实实在在地增加产值、营业额与利润,才能算转移成功,这又只占20%。如此算来,清华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大概仅是4%。虽然荣泳霖说他们“定义‘成功’的要求比较严格——不是仅靠嘴头说明,而要依据企业财务部门的报表数据和盖章证明”,不管怎么说,4%都是一个让人挠头的数字。

  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是清华大学建设科技园的一个重点考虑。“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高校科技园。”荣泳霖说。此前曾经有大学办过科技园,但由于一开始思路不对,最后变成了一个纯房地产项目,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科技园。而国外的一些科技园,比如硅谷、北卡、筑波等,是“以大学为核心,创新为宗旨”发展起来的,这为清华提供了借鉴。“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清华为核心建设一个科技园?”这个问题被提出到清华科技园创始者们的面前。

  促成清华建设科技园的还有一个人——清华的老校友、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老校长徐贤修先生。徐贤修从小在清华园长大,清华情愫浓厚。他回大陆寻根时,荣泳霖接待过他几次。徐贤修曾任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筹备组组长。据他讲,北京清华大学的实力要比新竹清华大学强,大陆的政策又比较灵活——台湾的大学都不是法人,教授都是公务员,不允许参与企业事务,否则会被廉政公署调查。大陆高校可以把科技成果产业化或者向社会转移,而台湾的高校无权这样做。既然在这些方面大陆政策比台湾有优势,清华为什么不能搞科技园?

  随后不久,荣泳霖与当时清华主管产业的常务副校长梁猷能有了一次长谈,谈话持续了半天之久。此次长谈明确了两点:一是要下决心尽快建设清华科技园;二是科技园的建设必须摆脱学校的事业体制,以企业法人的方式进行。两个人谈得既深入又兴奋,甚至已经谈及科技园的定位、规划、组织机构等。长谈最后,梁猷能对荣泳霖说:“好!你来筹备。”

  这次谈话之后,清华成立了一个三人科技园规划小组,荣泳霖任组长,时任基建处副处长仰效友、校办副主任杜松彭参与工作,开始准备方案。三人小组的工作甚至促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到清华的“现场办公”,肯定了项目,批准了清华科技园现在所用的地块。

  当时关于科技园有个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绝不能把科技园变成一个纯房地产项目,靠卖房子、租房子赚钱,一定要做成一个高科技的创新平台。这个思路在1994年的清华“怀柔产业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

  “这次会议是事关清华产业和科技园的一个‘里程牌’性质的重大事件。”荣泳霖说。当时所有学校企业的总经理,学校有关部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包括一些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做出了三个重大决定:

  第一,明确了清华科技产业的定位、作用,决定加快发展清华科技产业。荣泳霖说,那时许多高校对于要不要办企业、办什么样的企业、怎样办企业是有不同意见的。清华此前也有疑虑,没有下功夫去抓学校产业发展的问题。

  有一位学校企业的经理在会后给荣泳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他说,“你见过六个指头的人没有?”荣泳霖说,“见过。”这位经理说,过去清华的企业就像第六根手指,放在那里也可以,但有点难看,切掉了最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五个手指头的行列了,不管是第几,捏起拳头来有我们的一份。”

  会议上,大家统一了思想,把发展科技企业列为“学校的重要工作”。根据此次会议的基调,清华后来一系列关于发展校办科技企业的文章在中国高校里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明确了清华科技园的发展方向和建设方针。会上对科技园的建设达成了八点共识:(一)清华应当率先在国内高校建设科技园。(二)清华科技园的定位,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科技成果的转化基地,高新技术的孵化基地,科技和企业人才的培育基地。(三)清华科技园成为海淀新技术开发实验区的一部分,获得政府的支持。(四)园区必须紧邻学校。(五)清华科技园不能搞成一个单纯的房地产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科技园的定位,由学校全程控制,软硬件同步建设。(六)科技园的建设和运行必须以法人企业的形式运行。(七)学校出资200万元和两块土地(后来其中一块给了清华同方)作为起步,由科技园“滚动发展”。(八)到国外考察成功的科技园,吸收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益经验。

  第三,撤销“产业管理委员会”和“产业处”,成立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以资产为纽带,与下属公司形成“母子公司”的体制,打造“企业舰队”。

  荣泳霖主动申请撤了自己的产业处处长。产业处是学校的一个职能机构,而管理的都是企业法人,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管理,更无法在资金、人员、房屋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和帮助。

  荣泳霖坚决主张清华科技园一定要由公司来做,而不是由学校来做,这也是因为吸取了其它学校的教训而认识到的。此后,科技园成立了法人企业——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聘请时任清华校办主任的梅萌任总经理。

  “怀柔会议”的八点共识一直在指引着科技园发展的大方向。当清华科技园用地被批准之后,很多家房地产公司找荣泳霖洽谈,提议他们做土地的一级、二级开发,清华不用出一分钱,做完之后再给清华8%~10%的房子,按此计算,有大概几万平方米。荣泳霖没有答应——“如果科技园由房地产商来建设,只凭怎么赚钱怎么来,谁都可以进,没有科技含量,那还叫科技园吗?”

  为了保证科技园的发展方向,学校成立了以时任校长王大中为主任的“清华科技园规划建设委员会”,委员会“从园区定位、发展模式一直到建筑设计风格,怎么跟清华配套等都进行了详细讨论。”“王校长甚至亲自去看过墙砖的颜色。”荣泳霖说。荣泳霖此后一直从委员会和科技园公司股东的角度关注清华科技园的建设发展;园区的空间发展和创新体系的建设工作,则主要由梅萌、徐井宏及其团队来进行。

  虽然创立之初资金紧张,清华科技园依然坚守自身定位。从谋划之初,科技园就懂得坚持的意义。这之后科技园进入下一篇精彩乐章:梅萌等人接过接力棒,开始了清华科技园艰辛而富有成就的建设历程。清华科技园1994年正式启动,靠“贷款——拆迁——盖房——房屋抵押贷款+本校和校外企业以合建方式出资进行下一轮建设”的模式滚动发展,竣工一批,使用一批,软硬件同步建设,历尽艰辛,历时十一年才全部建成。

一个面临争议的问题

  自始至终科技园的建设者们有一个问题要面对:建设清华科技园到底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对于清华大学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从来就不少争议和质疑,即使是清华大学校内也有不同的看法:科技园盖了那么多房子,收了那么多钱,每年也不是全部交回给学校,还“扰乱”了周边,意义到底何在?

  荣泳霖自己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对于清华科技园关注了20年,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许他比旁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和回答——

  在荣泳霖看来,清华科技园与清华大学的关系首先在于科技园以学校作为创新的源头,学校把科技园作为研发和产业化的下游平台。

  学校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了科技成果和创新、创业的支撑。同方威视集装箱检测系统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项目以学校的核技术相关学科为依托,以辐射成像技术为核心,集中了计算机、网络、图形图像处理、自动控制、精密加工、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相关学科中最尖端的技术,这样的项目绝不是仅凭教授们的几张图纸交给企业就能做出来的,更不要说还要根据行业用户的需求,使用最新技术改进产品和更新换代。目前同方威视集装箱检测设备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60%,也就是说世界上每卖出100台设备,有60多台是同方威视生产的。

  同时,学校为园区企业提供了研发平台。清华大学每年有科研经费的投入,还有优秀的研究团队和丰富的科技信息,其研发能力是任何一个企业的研发部门无法比拟的。荣泳霖说,清华同方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把清华大学作为“虚拟研究院”。什么是“虚拟研究院”?就是不用盖研发大楼、招聘高学历研发团队、购置昂贵的仪器设备,只要依托清华大学的相关学科就可以了。目前,同方已经在清华大学的相关学科设立了6家研发机构,为同方研发适应市场需求和顺应未来发展的产品和技术。园区企业与学校形成良好互动,形成了完整的研发和产业链。这是一种发挥各自特长的合作共赢。以同方为例,平均每两天就会产生一项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海内外专利目前累计已达2500余项;共获得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有4项,这些中的大部分是与清华大学合作取得的。

  清华科技园积极推动了学校的科研体制改革。在荣泳霖看来,这是清华科技园与清华大学关系的第二个基点。

  “逼着老师们面向市场进行应用技术的科研立项!”荣泳霖说。园区的企业、机构能敏锐地觉察到应用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这些信息反馈到清华大学就可能对学科设置、研究方向、课题立项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当年清华同方敏锐察觉出市场契机,清华微电子所响应市场需求,开发出可兼顾接触式和非接触式读写的储存卡芯片技术。同方积极推动,聘请研发骨干组成经营团队,成立了同方微电子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成为“二代身份证”芯片和手机SIM卡芯片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同样的技术亦可用于银行卡、市政一卡通、医保卡、其它身份识别卡等芯片,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同方微电子已成为上市公司,股价一直处于高位。

  更为重要的是,园区企业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荣泳霖用了很形象的比喻,从“摘果子”向“开苗圃”的模式发展。现在科技园区企业不再是被“摘果子”,而是逐步走向“个性化定制”,按荣泳霖的说法,叫做“借地育种,带土移植”。清华大学的学术积淀加上每年大额的科研经费投入,形成了两大优势:一是“土壤肥沃”,形成了国内少有的创新研发平台;二是“园丁优秀”,拥有70多位两院院士,2000多位正副教授,2万余位博士、硕士的人才队伍。于是企业开始在清华借一方宝地“开苗圃”;聘请一批优秀的“园丁”进行“良种育苗”,而育什么种,则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这就叫“借地育种”。育种成功后,企业要求技术骨干带着研发成果到企业平台上进行商品化、产业化;而学校的研发平台允许由企业继续使用,以便进行后续技术的研发和更新,这就叫“带土移植”。这样做既保证了“树”是最优良的品种;又保证了“果”是市场最畅销或是即将畅销的产品。同方在清华相关学科建设的6个实验室,就是6块“苗圃”,据此形成的主营业务产业链成为同方经营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园区对学校的意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园区是清华大学与社会力量合作打造出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融资平台。在荣泳霖看来,当前在成果产业化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有效的资源统一调配、政产学研互动、多方得益的研发和产业化机制,“钱本来就不多,却花了不少冤枉钱”。园区企业在创业阶段,可以从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得到资金支持,甚至是财政补贴;创业成功后,又可以用股权融资、股票上市、配股、增发等方式从资本市场募资。这些资金有效解决了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资金投入的“1∶10∶100”的问题。“1∶10∶100”是国际公认的公式,认为如果研发阶段的资金投入是1的话,那么商品化阶段的资金需求是10,而达到规模化生产阶段的资金需求是100。据估计,清华科技园入园企业每年R&D的投入超过30亿元,其中许多是与清华大学合作项目的投入。

  另外,企业在学校设立研发机构,也是增加学校研发投入的有效途径。有统计显示,清华大学控股、参股企业每年与学校相关学科达成的“横向合同”额,约占学校横向合同总额的15%~20%。

  荣泳霖认为,科技园的入园企业是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新课堂。这是科技园跟清华大学关系的第三点。清华大学理工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有自己的特色,即:扎实的基础教学+宽口径的专业教学+尽可能多的实践环节+真刀实枪的毕业设计,而企业正是实现这种培养模式的好课堂。比如,同方曾经承接过人民大会堂的空调改造项目,在调研中发现,空调系统的主干部分是1959年建设时留下的,硕大的通风管道连接各厅,仅靠机械调节阀门的开度来控制各区的温度;而工程改造的要求非常高,非但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稳定各区不同的特设温度,还要求大厅内对角线温差不得超过正负0 . 5度,改造工程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有很多学生在导师和公司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参与了这个项目。待最后项目高标准地完成时,学生的论文也同时完成了,因为项目使用了许多在当时高端的软硬件系统和专利技术,系统性、综合性强,学生的论文水准也非常高。

  在荣泳霖看来,清华科技园对社会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每年的产出、人员的就业,更为深远的是:清华科技园正在实践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创新的“造林工程”、科技成果产业化融资模式创新的“聚金工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换代的“堆山工程”。清华科技园是当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的一块创新、创业试验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勇气打造出一批世界级的自主品牌,我们期待涌现出中国式的微软和盖茨。”

“跑龙套”的知识分子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不说话时的荣泳霖,身上有种知识分子特有的静穆气息,说话时的荣泳霖,语调平缓,恬淡谦和。

  作为荣氏家族的后代,荣泳霖家族的家事总是被人屡屡提起,虽然荣泳霖本人多次表示他作为一个“理工男”去做科技企业,完全是阴差阳错,与姓荣并没有什么关联。但作为出生在荣家的人,有一个好处是有机会认真地研究荣氏家族的发展史,深入地思考荣家所从事的民族工业为什么在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里,应对阵阵恶风险浪,却能梅开数度,步步辉煌。

  荣泳霖家与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是“同宗同支”,往上几代也是殷实富足的大户:祖上留下的带天井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旧式楼房,墨漆金字的堂匾,锡制的一人高的烛台,散发着暗香的上好的楠木门,顶戴花翎的祖宗画像……这些残存的碎片记录着这个家族曾经的历史。从荣泳霖的爷爷辈开始家道中落,而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风生水起、名震天下。荣泳霖觉得家门颓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固守旧体制和旧观念不放,没有与时俱进。从中吸取的惨痛经验,被他用在了管理清华企业上。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先生那时候就知道‘拼海归’了,他们启用从国外回来的优秀人才,按照股份制方式组建企业,运用先进理念实施管理,引进德国最先进的技术和机器,开办学校培训人才……”荣泳霖说,“但我们家仍然固守封建的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家族企业失势后,荣德生曾经把荣泳霖的爷爷叫过去,帮他掌管栈房(仓库)、航运等,但是爷爷的旧观念适应不了新体制,而荣家素来决不任人唯亲,于是爷爷被淘汰出局,成为潦倒的寓公。

  荣泳霖总结道,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发展模式发生激烈变革时,企业必然是大起大落、有死有生,所以,一定要顺应时代潮流。清华开办企业、建设科技园也是一样,处在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大变革中,启动清华科技园建设、成立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公司,之后又改制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等措施,都是在中国高校中最早实行的,也都遵从了顺应时代潮流这个道理。

  荣泳霖从家族历史中还学到一条: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跟金融资本结合。一段时间内,荣家开办的面粉厂、纺织厂、机械厂等如雨后春笋,随着企业的摊子越铺越大,资金成为了瓶颈,于是荣家卖掉了几家“绩优公司”。一般人的思路是用所兑现的资金充实现金流,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但是荣家没有这么做,却用来买上海银行的股份,变成了银行股东。从此,荣家建立了一条畅通的融资渠道,企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现在,从科技园启迪公司总裁升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徐井宏、清华同方董事长陆致成等清华企业的领导者们,都在探索和实践跟金融资本的结合,相信他们会开创出一个清华企业发展的新阶段。”荣泳霖说。在他看来,清华科技企业最成功的一步是1997年运作清华同方上市,股票发行短短三天内,就募集了3 . 5亿元资金。同方上市以来通过资本运作带来的资产增值和规模发展,至今仍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作为清华的“土著”,荣泳霖对清华大学的感情极为深厚。从1964年走进清华园读书至今,“求知于斯、奋斗于斯、喜于斯、忧于斯,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表达。”

  1978年,荣泳霖被派到电子系的计算机工厂,成为一名做电路板的普通技术员,后来做了副厂长、厂长,经历过起起伏伏,到现在在企业工作已经36年了。与改革开放同步,荣泳霖亲身经历了清华企业飞速发展的历程。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荣泳霖觉得最要紧的是顺应时代的变化。“我在清华产业的36年,就是不断挖掘科技成果,不断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的36年,这是这么多年来的一条主线。”

  这背后有荣泳霖的情怀。这个情怀来自于清华的熏陶,也来自于荣家实业救国的家族传统。“我是学化学工程、搞核燃料的,后来到企业,边干边学,无非要把科技成果变为真正的财富,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

  清华东门外,科技园区生机盎然,这一带已被誉为北京西北部的“小CBD”。一个数据就能说明清华科技园的魅力所在:清华科技园区办公楼的租金已经涨到每平方米每天9元,而周边的办公楼租金只要一半。原因是什么?因为科技园不只是向公司出租房子的房东,“空间有形、梦想无限”,20年间,它已经形成独特的园区文化,造就了一整套创新、创业的服务体系,构筑了一个你追我赶、合势奋进的商业氛围,这些都是难以被后来者复制的。

  尽管清华科技园已经当之无愧跻身世界科技园区行业的“第一梯队”,但在荣泳霖心目中,这还远远不够。“科技园要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换代,要发展战略型新兴科技产业,要打造一批自主品牌,使我们孵化的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不再仰视其他外国企业,而是与其平等地合作和竞争。”

  对于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荣泳霖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搭好舞台,跑好“龙套”,只为了造就领军科技企业的“梅兰芳”。正是基于这个梦想,他奋斗了36年,审慎低调,淡泊名利。记者所了解到的一个故事也许更能说明这一点:有一次清华企业要进口一套电子设备,公开招标。一家境外代理公司找到荣泳霖说,如果能让他们中标,就在香港渣打银行给他存上5万美金。荣泳霖说,你们怎么连加减法都不会做?并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把准备给我的5万美金从报价中减掉,可能会增加你们的中标机会。”

  “清华人最看不起追名逐利的人”,荣泳霖不假思索地说。

  来源:《清华人》清华科技园创建20周年纪念专刊 略有删节和修改

2014年09月01日 1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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