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衍达 边肇祺 阎平凡
常迵（1917～1991），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无线电工程学、信息科学家。原籍北京，生于河南开封。1936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0年7月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无线电器材厂担任助理工程师。1943年10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3月又进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深造，1947年9月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后，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曾先后担任电机工程系、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化系的副教授和教授、教研室主任，自动化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还担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和线路与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与中国仪器学会信号处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和模式识别与机器智能专业学会主任委员，国际模式识别协会（IAPR）执行委员会中国代表，北京市政协常委等。1986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长期从事无线电和信息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信号与系统、无线电理论和发送技术方面造诣精深。70年代末进行信息科学研究，其中广义拉德梅克函数系理论和信号重构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受到高度评价。其创建的“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博士点是全国首批博士点之一，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89年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以他为第一完成人的“地震勘探信号处理与识别方法及其应用”获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发表的论文有《广义拉德梅克函数》、《有关沃尔什函数应用的几个问题》等，主要著作有《无线电信号与线路原理》。
1991年8月8日凌晨，常迵先生遽然与世长辞。拿着常先生8月2 日给我们的最新技术资料，看着常先生刚写的关于信息论、控制论与系统论最新进展的笔记，想起了近几天要与常先生讨论关于未来10年信息科学发展展望的约会，我们竟不能相信，常先生真的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好像感到常先生仍在他的书房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常先生的一些往事，也常常在我们的脑海中涌现。
记得那是在1980年10月，常先生在离别30多年后重访美国波士顿城。那时，李衍达同志正在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在坎布里奇，常先生异常兴奋地旧地重游，找到了他当年住过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宿舍。在哈佛大学地下室的一座发旧的实验室门前，他十分感慨地说，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间实验室作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他还特地找到他们当年在哈佛大学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的地方，描述着当年他们向对立的学术派别的学者发出邀请，在这个房间进行了激烈而又生动辩论的情景。说着，他的眼睛又闪烁着光芒。在他访问的两周时间里，每天晚上，常先生就挤在李衍达住的那间12平方米的卧室中，两人议论着回国后的计划，往往是长谈到深夜。两人当时就计划着，回国后要将信息处理理论用于解决国内最紧迫的问题——能源勘探。这是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的一个关键。两人讨论到，尽管现在我们的设备落后，但我们可以像常先生当年那样，在地下室的实验室中作出先进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们一定要建设具有现代水平的实验室。为此，我们把当时麻省理工学院信号处理研究组的所有仪器设备一件件都记录下来，以便回国时作实验室规划时参考。两人一再讨论到要大力开展学术交流，建立学术讨论会制度，并为当时国内大学缺乏学术交流的气氛而深感惋惜。可以告慰常先生的是，11 年后的今天，我们当年在小房间里讨论的计划已经基本实现。我们建立了地球物理信号处理与识别研究所，将现代信息处理方法应用于我国的油、气勘探，取得了一批批成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具有先进设备的实验室，现在我们的设备水平已经超过了当年在MIT抄的那个单子。 我们建立了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制度，自建立后的9年来，一直坚持没有中断，大家从中汲取了新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硕士与博士。
在坎布里奇的日子里，常先生的风趣与幽默也是令人难忘的。记得一次去拜访著名的信号处理专家奥本海默教授，常先生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个雕刻的大象。奥本海默教授见了，十分高兴，会心地大笑。随后，教授讲述了在1980年后，常先生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的故事。奥本海默教授说，在中国讲课，最感到不解的是中国学生很少提问题，即使是讲员启发，也很少有人主动站起来发问。不提问题又怎能学好呢？一次，教授看杂技表演，看到演员能从观众中钓出活鱼来，十分精彩，他就想出一个让学生提问的方法。 第二天，他带了一支钓鱼竿上课，在讲课中间，他又提出要学生提问，然后说，到底由谁先提出问题呢？我要用钓鱼的方法。我的鱼竿钓到谁，就由谁来发问。这时，课堂就活跃起来。奥本海默教授的鱼竿第一个钓起来的竟是常先生，常先生巧妙的提问，使大家都感到有收益。逐渐，提问的就多起来了。后来，有一次常先生请奥本海默教授谈谈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心得。教授说，开始时，从理论或实践中我们抓住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能否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还不清楚。好比钓鱼，刚钓到一些东西，但不知是大鱼还是小鱼，也好比抓住了一个东西的尾巴，这时就要逐步往外拉，把问题深入下去，慢慢地，问题就清楚了。你可能抓到的是一个小东西的尾巴，例如是一只小小的老鼠，也可能抓到的是一个大问题。那时，拉出来的就是一头大象。从此，“老鼠”和“大象”就是两人中的一种默契。常迵教授这次送的大象就是这个意思。常先生与奥本海默教授有着亲密的友谊，他最先敏感地意识到学习信号处理的重要性，最早在国内邀请奥本海默教授来讲学。这次讲学在国内影响很大，大大推动了信号处理学科在国内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我国与国际信号处理学界的交流。看到今天信号处理学科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大的 作用，常迵先生是功不可没的。常先生抓到的也是一头大象。
常先生一直十分重视学科的发展方向，积极组织力量及时地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并经常考虑如何使我国在这些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70 年代后期，常先生敏锐地看到模式识别的技术和方法在信息科学中的重要作用，和中科院自动化所一些同志共同倡导和发起成立了中国自动化学会模式识别和机器智能专业委员会，并担任了专业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了国内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模式识别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模式识别学科的发展，成为全国公认的本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为了迅速地使我国模式识别的研究工作达到国际水平，常先生一方面热情地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另一方面，他多次组团参加国际模式识别学术会议，全面了解学科的发展动向，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为了使国内更多的年轻学者有机会直接学习国外研究工作的最新成果，在国际著名学者傅京孙教授的支持下，常先生和胡启恒同志一起在国际模式识别协会上排除了一些不友好人士的多方阻挠，克服了重重困难，争取到第 9 届国际模式识别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并为此呕心沥血地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虽然这届会议后来被协会的个别领导人员借口某些原因临时移到意大利举行，但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总数居世界各国首位，充分显示了10年来在常先生领导下我国模式识别研究工作的丰硕成果。
常先生为使科研工作后继有人，非常注意着力扶持青年人，他的甘当人梯的精神令我们深铭于心。他大胆、放手让我们挑担子，对于我们一点一滴的进步，他都充分给予肯定。 在他心中时刻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让中、青年人才成长起来。在教研组的建设中，常先生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记得在 1978 年教研组刚建立时，大家对信息处理、模式识别都不熟悉。年过花甲的常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课，每堂课都精心准备，讲的概念既深刻又生动，给大家以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正讲到精彩处，不小心从讲台上摔了下来，大家赶紧扶起并要他休息一下，但他起来后说不要紧，又继续讲了下去。对于如何建设好教研组，常先生指出要抓紧三条：一是科研方向，二是队伍建设，三是基地建设。为了选择合适的科研方向，他亲自率领我们到有关单位去调查研究。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晚上，刮着呼呼的北风，要去的地方又需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大家提出这次常先生就不必亲自去了。但他跨上自行车说，要一起去。有一次要找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请教问题，而这位教授正在开会，为了不打断会议，常先生在门外站着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散会的时候那位教授出来，他才与教授共同讨论起来。由于教研组地方狭小，常先生家里就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聆听他为教研组发展作的前景规划，鼓励我们要立大志，赶上并超过世界一流水平。即使在身患肠癌去外地休养时，医生不准他工作，他还多次打长途电话询问教研组的工作，把在病房中所考虑的问题告诉我们。常先生非常关心每一位教师的成长，要求为每人定出明确的方向，严格要求。他亲自找年轻教师谈话，帮助他们找资料， 解决进修中的困难。他每次出国开会或访问，都带回很多资料，按各个方向交给有关的教师。1987 年底，由于劳累过度，常先生猝发脑血栓病，住院紧急救治。在还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他还向身边护理人员索要笔、纸，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费力地写下两页纸。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他对我们几人和教研组一些青年教师的工作安排，以及今后工作方向的意见。这些都是常先生时刻牵挂在心的事情。就在他遽然离去之前，他也是对支持和推荐中、青年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念念不忘。常先生常以“老牛应识前途远，不用扬鞭也奋蹄”的诗句来鞭策自己，而把扶持中、青年为己任，为我们的成长而呕心沥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宽广胸怀，感受到了他一颗对青年人的热诚的心。放心吧，常先生，我们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90年代，在常迵先生家讨论问题
在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常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振兴中华这一目标。他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在上中学时，中国正遭受日寇侵略，面临亡国的危险，常先生曾想过 投笔从戎，曾写下了以下的诗句：“树倾巢覆无完卵，山河破碎使人忧。奋起执戈思报国， 愿将热血护金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常先生实践了以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这一誓言。为 了祖国的富强，常先生一生追求进步，1935 年在北京积极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运动。40年代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又与进步同学一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署名信，抨击国民 党反动派对国内进步师生的迫害。在国外获博士学位后，他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毅然回国任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中，尽管经历过挫折与磨难，但报国之心丝毫 未变。1976 年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表达将余生献给祖国的心声，他借鲁迅的诗句凑成 一首小诗：“寒凝大地沃春华，动地惊雷百花发。愿借东风多努力，老树也得出新芽。”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加倍努力工作，常说：时光不能停留，更不能逆转，但是勤奋却能把 相对的有效时光成倍地加以拓展伸展。常先生把解决我国国计民生最关键的问题作为科研 目标，选择了能源勘探、癌细胞识别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尽管困难很多，但他从不退缩。
他经常鼓励研究生要以实现祖国的四化为己任，要敢于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争光。在1991年5月写的教研组在90年代的目标中，他提出，要选择一批研究课题，使国内有为的科学家下定决心为之奋斗终身，贡献全部力量。我们不仅要使国内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就是国外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到国外进修的我国博士生或教师也都愿意回国来这里工作。早在 1980 年建立博士点时，他就把目标定在立足国内、自力更生的培养我国的高级科技人才。经过近10年的努力，他达到了这一目标，并因而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常先生从追求进步，到认识共产党，进而热爱党和革命事业。在打倒四人帮后，能够心情舒畅地为国家工作的日子里，他最大的心愿之一是加 入共产党。1983 年在 67 岁高龄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多次向学生讲述自己一生经历，以自己数十年对新中国的热爱始终不渝的感情，反复嘱咐学生要 热爱祖国，热爱党和社会主义，要立志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为振兴中华而献身。正是由于这一理想，使他几十年来，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都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他总是与祖国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常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理想和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鼓舞着我们永远向前！
（摘自《常迵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
（清华新闻网9月25日电）
供稿：自动化系
编辑：李晨晖
审核：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