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的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有着诸多荣誉和头衔，但是在清华大学求真学院，他仿佛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从引进师资到课程安排，事无巨细，他都会一一过问。他还承担了一门课的教学，讲授求真书院本科生入学后必修的数学史通识课。不论是学生写的论文，还是学生做的PPT，他都会一页页看过，刚刚入学的新生沉迷游戏，他也要想办法说服。
丘成桐曾说，“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21世纪应当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我要为中国数学教育服务，帮助中国成为数学强国，成为领导世界科技发展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中国数学人才培养和数学研究发展中，除了培养博士生，他还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数学中心，组织各类数学会议，并且近年来花了不少时间走访中学甚至小学，探索数学人才的早期遴选和培养。
他坚信，帮助中国推动数学发展是自己的责任 “我做的事情都和数学有关，即便再难，我也有很多热情可以投入其中。”日前，丘成桐在上海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他对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的看法。
谈人才培养
不能只给学生上专业课，只孤立地了解一小部分学问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大学者的
文汇报：您多次谈到要为中国培养顶尖的数学人才，求真学院办到现在一年半了，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
丘成桐：求真学院成立了一年半，可以说办得不错。在今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中，求真的学生获得了两个金奖、六个银奖，其中一个金奖获得者刚读完大一，我个人认为他的水平应该相当于研究生一年半的水平。
但求真学院做的，依然还不够。我们要培养的学生是全才，不仅数学好，物理也要很强，还必须要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因此，我们的学生除了要学习数学史，还要学科学史，学习物理、天文以及古代文学等，掌握全面的知识。
很多人认为，数学似乎和应用离得比较远，和市场也离得比较远，但是，好的数学家是可以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培养学生时要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成为全才。
去年，我邀请了一位天文学家为学生讲授了一学期天文物理课程，让学生了解天文学方面的重要发展，学生有很大的兴趣。要把学生培养成大学者，不能只给他们上专业课，只孤立地了解一小部分学问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大学者的。真正的大学者要从丰富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生长出来。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文化是所有人类文明的精华，所以求真的学生也要学习古诗文、东西方哲学知识。
要说对办学的支持，现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大师的数量还是太少，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师参与人才培养。大师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学问，还有视野、思考问题的高度。
中国一直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生，过去很多学生出国读研究生，但是现在有一批优秀学生留在国内读研究生。我们要给他们匹配最优秀的老师。
中学也同样如此，这两年我和不少中学有交流，普遍来说，一流中学老师的数量还是少。不过，情况也在改变。诸如深圳中学、人大附中等学校都有了不错的老师，有些甚至可以到大学做老师，这样的老师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对学生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文汇报：您在不少场合，包括在自己的自传中都谈到要为中国培养优秀数学家，优秀的数学家有什么标准？该如何培养？
丘成桐：数学家要研究的是大自然最深奥、最基本的原理，以及它们在科学上的应用。我认为，培养数学家的广阔视野和胸襟，是极重要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不少从事数学研究的学者，看问题思路仍然较为狭窄，缺乏宏观的科学观，甚至少数人的心灵已经被种种“帽子”、荣誉束缚，对于大自然赐予的真和美，已经模糊不清。
其实，诸如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的高尚作品都可以相互启发，让我们的心灵对大自然的真和美产生共鸣。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水平就极高，诗词歌赋，古文、小说、史书都能激荡人心，陶冶性情。数学史更是积聚了先贤的想法，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数学家，值得我们学习的极多。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学者仍不了解当年那些大学问家是如何走出一条具有开创意义的学问之路的，而且很多时候一些谈数学史的人也不懂得近四百年来世界数学的发展，他们谈的历史对于我们研究近代数学毫无裨益。所以，我自己给学生上数学史，同时，我也认为，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组织研究近代大学者的历史和思想源流。
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有更宽广的视野，视野宽广了，走的路宽了，我们的数学才能发展出开创式的学问，我们的学生才能走到一条前沿的、大学问家才会走的路。
文汇报：培养学生更广阔的视野，这是您要亲自为学生讲授数学史课程的原因吗？
丘成桐：是，我要求我们的学生要学习历史、学习科学史。我给学生讲授数学史，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前人的路是怎么走的。学生上完课必须要写研究论文，这学期80名学生写了80篇论文，我会一篇篇看过来。他们完成数学史的论文后，还必须到中小学讲给学生听，或者讲给公众听，这就是我们设立求真游目讲座的由来和初衷。
之所以要这么做，普及数学史知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训练学生，让他们知道好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如何把科研成果平易近人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一个好的数学家，要能够表达自己，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出来，让大家了解他的工作，这种能力是需要训练的。
在我们的学术圈中，有一种不太好的风气：有的学者只相当重视能发表的文章，但不愿意写那些普及科学、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平易近人的“小”文章；另一方面，他们又过于热衷于写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小”文章，即那些短、平、快，能发表出来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缺少宏大的想法，缺少需要一步步踏实完成的大学问。
当然，这与我们的评价标准有关，因为评价体系中更关注文章的发表指标，这也使得学者不得不迎合现行评价标准，不单单是数学，整个科学界都比较普遍。
谈数学研究
建设数学强国关键还是在人，当我们不断解决一些旧有痼疾的时候，不能让那些解决方案带来新的发展障碍
文汇报：您多次提到中国要建设成为数学强国。您回来很长时间，支持、参与国内数学发展已经很长时间了。回顾这些年的工作，您是否觉得已有一些成效、变化？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丘成桐：相比过去，优秀的年轻学者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了。至少在清华，我们的数学研究中心已经有了一大批年轻的80后学者，他们都非常优秀，我们数学研究中心的平均年龄约38岁左右。
但是，我们还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没有突出的人才，怎么可能强起来？！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评审制度的导向，让年轻人不太容易脱颖而出。比如，有时候在一些奖项或者经费评审的时候，总是希望搞“均衡”，导致年轻人无法出头，这对于数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此外，我们仍有很多研究方向是空白。比如，从事数理逻辑研究、特别出色的数学家基本没有，而数理逻辑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一。如果我们要比较快地发展这个学科，引进海外的大师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年轻学者的成长需要成熟的环境、同伴和平台，而一些成熟的海外的大师，学术事业相对比较稳定，他们更愿意接受挑战，发展另外一段事业。我们需要引进更多这样的大师。
文汇报：您那么长时间您以来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人才培养和数学研究上，是怎么让你保持这种长久的激情？
丘成桐：我做的都是与数学有关的事情，人才培养也主要是数学方面的人才，所以我有很大的热情投入其中。我的第一个学生现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了，Richard Schoen，中文名字叫孙理察。但也有不少学生缺少原始的创新想法。
数学是年轻人的事业，一般来说，35岁左右是出成果的高峰，大约是博士后完成5、6年左右应该是出成绩的时候，在45岁前后可以说是研究的高峰期。
当然，也有人拥有更长的学术生命线。清华授予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国数学家让-皮埃尔·塞尔（Jean-Pierre Serre）名誉博士学位，他到了90岁还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
谈生活和家人
父亲带给我一生的影响，现在我做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困难，但是再难也会做下去
文汇报：您在传记《我的几何人生》中谈到您的父亲。可以分享一下父亲对您的影响吗？
丘成桐：父亲在我14岁那年去世，但是我一生为学做人，受父亲的教诲最深，他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的父亲早岁研习经济学，后转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在我年幼时，他的学生每星期都来我家聚会，围绕他讨论学问，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当时的我一知半解之余，深深地感到做学问的乐趣。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如何宏观地看问题，如何从更高维度去思考。父亲生前的书《西洋哲学史》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成就对后世影响巨大。历史上的先贤对学问看得透彻，每每从哲学层面提问，并且通过逻辑推论，得出重要的结果。
还记得父亲在《西洋哲学史》中引了文心雕龙中的一段话：“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年幼时，我虽然对其中详情不太了解，但却认为古今伟人功业，莫过于此。
父亲教我古文，读叔孙豹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又读《史记·孔子世家赞》：“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皆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那时候的我就想，这样的人生才堪称伟大，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因为父亲的影响，我在心情紧张时，也喜欢用读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来陶冶性情。古文学、古代史让我与古人神交，吸收到了他们的风骨气概，比登高楼看得更远、更阔。古人的成就激励了我的志向，使我衷心地希望学业有成，送怀于千载之后。我读诗经、读楚辞、读汉赋、五言、秦汉古文，朗朗上口，往往情不能自已。自然之美，慷慨之情，油然而生。读左丘明国语，读太史公书，仿佛与古人游乐，凛凛有生气，不会觉得自己是吴下阿蒙。
我太太是从事物理学方面工作的，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对家庭的贡献更多。我能做的，就是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我当然希望孩子也能从事数学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对数学都没有什么兴趣，反而对生物感兴趣。
文汇报：相比很多人，您在学术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面对当前的工作，无论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您还会觉得有感到困难的事情吗？
丘成桐：所有好的事情，要把它做好，总是会有挑战，否则不会有好的结果。比如，在数学人才培养方面，如何引进大师，就是我遇到的困难。再比如，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成功，但是总会有人不适应，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我要想说服他也比较困难，有时候只有等待他慢慢长大后会有改变。
古往今来，成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很看得开。
但是，这些事情我一定要做。近年来我也希望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有天赋的小孩，如果他们的理想是成为数学家，我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平台。假如这些孩子发展得比较好，其他孩子也会跟随这样的榜样。其实，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不在于他们最终是成为了数学家或者其他什么科学家，而在于慢慢的由走在最前面的人带领着、形成一种更好的氛围，即大家的理想更多的是探索科学、从事研究，而不是仅仅为了挣大钱。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建设成为数学强国、科学强国。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