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1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获一半奖项，经济学家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吉多·W·因本斯（Guido Imbens）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获另一半奖项。

戴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三个人的贡献虽然看似不同，卡德是因为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是因为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但其实三个人的贡献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运用了自然实验的方法，对因果关系检验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一，这个因果实际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随着现在统计软件的发展，很容易找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如何判断这两个变量是因为谁导致的谁，怎么能够建立因果关系，这个实际上非常困难。我们经常会陷入“到底是鸡生的蛋，还是蛋生的鸡”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他们三人做的贡献就是找到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关系，说明为什么是x导致的y，而不是y导致的x（即使有的时候可能是y发生在x之前）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个巨大贡献。他们用了很多类似自然实验的方法，能够很精确地建立一个因果关系。它核心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说明是因为x导致的y，而不是y导致的x，就去找一些相对比较外生的冲击，或者说是一些类似于自然界发生的事情，然后导致这个x有些随机的扰动，看x这个随机的扰动怎么导致的y的一些变化，从而建立起这个x和y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就是他们的贡献的一个核心的体现。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特别爱喝红酒，然后他在事业上也更成功。把这两个变量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是正相关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是因为爱喝红酒导致了这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呢？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有可能这个人事业很成功，他的财富允许他能够买很好的红酒来喝，这就是因果倒置。也就是说，不是因为爱喝红酒而导致个人的事业成功，而是因为事业成功导致的爱喝红酒。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这个爱喝红酒的人，他的性格特点往往都是那种很开朗热情的，那么恰恰是因为他很开朗很热情，事业上更进取，进而更容易成功。所以，也许可能是因为他的开朗热情的个性导致他事业更成功，而跟爱喝红酒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爱喝红酒只是他开朗热情个性的一个表象。这本质上一个是因果倒置的问题，另一个是遗漏变量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因果关系如此困难。

所以，三位诺奖得主所做的贡献，就是说我们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对于喝红酒的人的一些外生的或者是非常随机的一些冲击，然后导致一部分人可以继续大喝特喝红酒但是另一部分人从此不能喝红酒，然后对比他们的未来事业的成功（比如用收入来衡量事业是不是成功），进而建立喝红酒与这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这样一个因果关系。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此外，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还有一本著作，国内把它翻译做《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是一本非常通俗易懂的教科书，是我们在给博士生做这些微观计量里面的经典读物，这也是其对于大众普及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第二，为什么这三个人能够获得诺奖？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清楚，学术研究里基本分为两类，一种是理论研究，就是通过构建一些数学模型，来刻画经济社会里的一些现象，然后是从数学的模型去刻画去理解。

还有一种是实证性研究，就是通过搜集数据，经济社会里发生的一些数据，比如像戴维·卡德做的劳动经济学，它通过收集比如教育、工资收入、性别、年龄等数据，来刻画这个事件、来描述这个经济现象，或者是来检验这个理论的一些推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1969年开始到现在，绝大多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实都是在理论上的贡献，这也是和整个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大趋势相吻合的。因为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还没有完全被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学的问题，需要这些经济学家通过数据模型来证明，用这种天才式的、深刻的洞见和经济学的逻辑来刻画和描述，这实际上是前几十年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集大成者，他们基本都是这种（理论上的）贡献。

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我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尤其今年很明显，即现在的这个诺奖已经开始从理论研究向实证性研究做转移，包括前面它的一些实验经济学就是去做一些准自然的实验，其实实验经济学本质上讲也是要去建立因果关系，因为在模型里边去建立因果关系是很简单的，你就去假设X导致y，去假设就可以了。但是在实证当中，数据的这个产生过程我们是不知道的，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看到的都是现成的数据，要从数据去倒推，这个是非常难的，我们这个就是解决识别问题，换句话说你发现x和y这两个变量有相关的关系，到底是x导致y还是y导致x，还是一个和它俩都相关的变量z导致的y，然后你误以为是x导致的y。区分这两种情况非常非常困难。

包括像2019年的实验经济学，他们做的田野实验（field study)来找到消除贫困的办法，本质上是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消除全球贫困）。今天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三个人都是在这种方法论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能够让我们在纷繁的数据里边，通过这些很科学很严谨的自然实验，再借助一些工具变量的方法，来推断出x和y就是因果的关系，建立这种因果关系，从而能够更好地去检验理论或者更好地去理解这个商业社会的逻辑或者经济社会的逻辑。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更多从理论研究的贡献向实证研究的转变。

也许这正代表着经济学理论日趋成熟，要做出那种原创性的、颠覆式的贡献，可能越来越少。客观上这也代表了经济学开始走向成熟，想再做出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可能不像原来那么容易，所以现在我们更多地看到以实证经济研究为主的学者开始得奖，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方向。

（作者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