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的重要议题，政治发展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治发展，具体体现为制度选择和完善、制度运行和治理绩效，国家—社会—市场—政党关系的调整、政治和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协调等。在全球性治理危机蔓延的当下，各国体制都酝酿着变革完善，政治发展议题的现实性再次凸显，而政治发展议题的研究也应当复兴。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五个波次

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五个波次的发展，每一波的发展都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研究对象和议题的转移、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研究范式的转变。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以现代化为基本主题，奠定了后续政治发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出现了第二波政治发展理论，以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为基本主题，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后发国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第三波政治发展理论兴起，重点讨论了制度转轨、国家能力等议题。与此同时，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制度转轨为基本主题的第四波政治发展理论兴起。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制度建立后运行不畅的治理危机，治理理论兴起，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和制度韧性成为中心议题。

五个波次的政治发展理论并非替代关系，甚至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乃至第五波是叠加的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所有问题汇聚在一起，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之后延续至今。这是因为，自那时起，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发展问题不断叠加，发展目标愈发多元，发展路径更加混乱，理论认识也愈发多样。

政治发展理论的波次更替，是对政治实践发展变化的反映，后者也驱动着政治发展理论议题的调整和更新。当前，全球化进程、民族国家的作用、国家间道路分化、治理危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兴起等议题，将是政治发展理论必须面对的新现实。同时，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体制更新和完善问题，政治发展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论多么完善，都需要与时俱进，自我更新变革，才能防止政治发展的逆转、停滞和衰退。

五个理论波次的基本特点

总的来说，政治发展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现代国家。可以说，现代国家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基本载体。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式是多样的。不同的理论背后有不同的假设、不同的命题和不同的价值追求。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四种：一是现代化理论的范式。自早期政治发展理论出现以来，现代化理论一直是主流的范式。它强调发展的目的、经济的作用等。二是激进理论。以左翼学者的批判理论为代表，在政治发展理论中产生了较强影响，形成了一套关于政治发展的独特解释，它强调的革命、斗争、脱钩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三是“国家—社会”理论。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学者将其作为基本研究范式，从国家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研究政治发展。四是制度建构论。它关注制度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国家建构、国家能力等。

已有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以二元论的方式看待政治发展及其结果。从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来看，长期决定论认为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是根据长期的历史和传统形成的，它从较长的时间跨度出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当下结果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短期偶然论则认为，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是短期的、偶然的结果，可能由于某个政治领导人或政治事件，就走上了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经济社会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各执其词。前者认为，政治发展是由经济社会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后者认为，制度是影响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的制度决定的。文化传统决定论则与能动者决定论相对应。前者认为，政治发展是长期的过程，由文化传统决定；后者认为，政治发展是偶然的，能动者能够在此过程中做出选择。无论怎样，这种二元论都深刻影响到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影响因素的探讨。

政治发展理论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重心转化。一是政治发展从单线向复线转变。早期理论认为，政治发展会沿着单线路径不断推进，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治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最典型的便是中国走上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二是从社会中心向国家中心转变。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以往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关键，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国家也非常重要。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等议题成为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三是从西方中心到主体自觉的转变。在过去，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并且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和实践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观点。

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为政治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锐意前行的后发现代化大国，有着丰富而富有创造力的政治发展实践，这为基于中国实践并有时代观照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执政党对于如何推动和衡量中国的政治发展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具体的安排，这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带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政党主导色彩。

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个能否”，作为评价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2021年，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用以衡量国家是否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政治判断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性材料，可以并应该转化为学理性判断。这些判断也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具有四个鲜明特点：人民主体性、政党主导性、重视发展的实质绩效、重视发展的多重后果协调。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