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伦理和社会问题，如何在认识过程中融入实践关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关切与认识的关系、与理论理性的关系，在哈贝马斯1968年的名作《认识与关切》中得到主题化的处理。在这部著作中，哈贝马斯通过对思想史批判性的梳理，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认识与关切是统一在一起的。并且，哈贝马斯基于该观点批判了康德的“理性的关切”概念。此后，康德学界开始关注“理性的关切”在康德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然而鲜有尝试去直接回应哈贝马斯对康德的批评。本文意在对此略做尝试：首先叙述哈贝马斯对于此主题的阐发，然后拟构出站在康德的立场上如何为康德自己辩护以及如何批评哈贝马斯。

认识与关切的统一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认识与关切之间的统一性在于：第一，认识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纯然客观的、对于客观世界的模写；无论是经验性的自然科学，还是历史性、阐释性的科学，都由关切或者说意图本质性地参与构成。经验性的自然科学通过观察以及实验使自然对象化，它的理论构成着眼于对自然的技术操控；解释性的科学则着眼于现实中种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出于实践的意图去探究主体间的互动。这两种科学都不是在纯粹地反映现实，而是从属于为着人类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展开而进行的学习与自我塑造。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着意于与实证主义作斗争。

第二，哈贝马斯还着力于表明：引导着认识和理性的关切，不应被理解为只是被人的自然需要或社会生活规定着，它并非只是经验性地、偶然地给定的，它并非一种规范着认识、而自身却不被规范的东西。关切本身同时也被认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理性构成着。理性——对于哈贝马斯而言，是在历史和社会生活之中展开着、被语言和劳动中介着的人类理性——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对它自己的认识被关切所推动，而这一关切最终又并非别的，恰恰在于人类理性的自我解放（或者说成熟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哈贝马斯的观点，我们需要将其置于20世纪哲学的背景中。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是从纯粹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从对客观世界的描述转向对人类行动和社会的反思。哈贝马斯的思想正是这一转向的典型代表。他试图通过将认识与关切统一起来，打破传统哲学中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

对康德的批评与辩护

哈贝马斯将康德塑造为有待批评的思想形象：“理性的关切”这一概念虽然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出现了，但是先验哲学的框架限制了康德对于理性关切概念的展开。虽然康德承认理性自身可以产生一种纯粹的关切，但是在康德的先验体系中，理性关切的概念外在于理性的本质。换言之，康德在理解理性的本质的时候，是从一种单纯的理论理性出发的；理论理性仍然保留了一种独立于理性关切的能力。虽然纯粹的实践关切被与理论理性结合在一起，但是前者对于后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外在或者说异质的东西；从而，出于实践意图而达到的理性认识，相对于理论理性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假于纯粹实践理性而达到的认识，只具有一种“更弱的地位”。并且，在哈贝马斯看来，因为康德隐秘地按照理论理性的模式理解实践理性，从而道德情感如何可能就会成为难题：“一个单纯的、本身不包含任何感性的东西的思想，怎么能够产生出快乐与不快乐的情感？不过，一旦反过来让实践理性为理论理性提供模式，那么这一窘境以及为此提供帮助的理性的一种特别因果性的概念构造就成为多余的了。”

这里，如果我们站在康德的立场上，则可以以如下方式为康德辩护。

第一，康德并非以理论理性为原型来理解实践理性。实践理性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自然因果性之外的另一种因果性，它有能力为自己设定法则和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在根底上是一种能够独立于自然的能动的力量，而并非单纯地是一种基于逻辑推理的能力。康德的一个核心工作在于寻找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共同基础。他是否完成了这一任务，学术界仍然颇有争议。不过，我们可以明确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具有一个根本上的一致点：二者皆是能动性，而非现象中被经验性地给予的东西规定着的环节。就此而言，康德不但不是以理论理性为原型来理解实践理性；相反，他所理解的理论理性从本质上有一种类似于实践理性的能动性。

第二，至于道德情感如何可能，也就是说，意志的决定如何能够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虽然如哈贝马斯所说，这对于康德来说构成一个难题，却并不构成他的一个弱点。这是因为，直到今天，心灵中的意向如何能够转化为身体的行动，仍然是困扰心灵哲学的基本问题。哈贝马斯的设想——通过以实践理性为原型来理解理论理性就可以规避开这一难题——并非对于难题的真正解决，只是回避而已。

对哈贝马斯的批评

站在康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哈贝马斯作出如下批评。

第一，对知识类型的模糊处理。哈贝马斯看起来是在不加区别地使用“引导知识的关切”这一概念。虽然他区别了同实证主义连在一起的经验性研究与历史性、阐释性的科学这两种知识的不同性质，以及关切在构成这两种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但是在近代哲学中对于讨论知识而言具有本质重要性的知性与理性的区别，在哈贝马斯系统的思考中看起来没有被采纳，从而知性知识与理性知识二者可能的对关切的不同关系没有被充分对待。从康德的观点出发，理性的知识，无论是纯粹理论理性的知识，还是纯粹实践理性的知识，显然皆与关切发生关系。不过，康德没有明确地提出“知性知识的关切”这一概念。虽然后人在理解康德时——也许是受到哈贝马斯的启发——往往将知性知识理解为工具性、技术性的知识，但这样一种阐发方式本身是可疑的：知性知识本身可以被我们工具性地运用，可以被我们用来实现某种对象，但是关切对于我们的一般经验的形成、对于一个经验对象的感知，在知识层面有怎样的塑造作用，看起来是不明确的，甚至可以说对其没有影响。

第二，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关系的简化处理。康德的长处在于，既阐明了实践理性如何为理论理性规定课题，同时又保留了二者各自的独立性。相较于哈贝马斯笼统地主张认识与关切是统一的，康德看起来是哈贝马斯的同路人，但康德的阐发更加细致，也更加明确和完整。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理论理性之超出经验界的限制而进至超感性的领域，主要是被实践理性对于自由与不朽的关切推动着。相应地，对于理论理性的批判也是基于实践理性在这些问题上对答案的渴求。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批判的事业是服务于人类最高福祉的。实践理性为理论理性规定出待解决的课题，但并不染指理论理性自己的逻辑；唯有在理论理性力有不逮的时候，实践理性才为理论理性规定出它须采纳的公设。而理论理性也不可妨碍实践理性自己的展开：实践理性的法则并非由理论理性论证而得。理论理性仅仅为实践理性保驾护航，也就是说，它仅仅负责破除种种认识的幻相，从而使我们知道：自由并非不可能，纯粹的实践理性并非不可能。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