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政策出台后，在不同的人眼里会折射出不同的视角，会有各种各样对政策的理解
从制定政策到观察政策执行，会发现原来曾经写过的那些话，可能在旁人眼里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甚至你去看不同的老师和专家们，他们在解读政策时，对那些政策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也都不太一样。今天的公共政策，它就像个万花筒，每一个政策出台后，在不同的人眼里会折射出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政策，就会得出各种各样对政策的理解。当然有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对政策理解的偏差，而一旦对政策的理解和解读出现了偏差，它就会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政策的语言是非常严谨的，我们看到的政策文件，字数往往看上去比较多，但是由于一个政策文件包含的内容比较多，真正具体到每一条的话，它是非常言简意赅的，是政策制定者精心推敲、反复琢磨以后传递给大家的信息。但正是由于它比较严谨规范，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它有时候需要外部的解读，甚至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翻译”，才能让人读懂它。
在传递信息的过程当中，市场或公众对某些语言的理解可能还会有些困惑，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市场机构、高校的专家参与到政策的解读当中来。但市场机构和专家在解读政策的时候又带有天然的视角差，我们通常把政策制定者俗称为“写材料”的人，他们都是在机关里非常熟悉那一套语言体系的人，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写材料”的人，而市场机构和高校的专家们不一定都有过“写材料”的经历，即使大家都在研究同一个领域的问题，由于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之下，可能观察和解读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比如说市场机构就非常喜欢看政策会对某一个行业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有何实施效果，对某些板块、某些股票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他们的分析报告出来以后，有时“写材料”的人看到就会很震惊：我写的那句话原来还会对某只股票产生影响！这类的解读角度，往往是“写材料”的人没有想到的。
与此同时，高校的老师也比较喜欢从学术的角度去剖析政策，可能要剖析政策背后的机理、它可能实施的一些场景，而这些场景往往又可能是比较偏学术化的学术语言解构的，它与政策语言所想传递的信息也可能存在一些偏差。这些偏差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在有些重大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上，客观上影响了政策传递信息的效果。
也有一些政策提出来以后，最主要想传递的一些信息没有被市场所洞察到，反而一些不重要的内容被拿出来大加渲染。有时候渲染过度了，甚至会对人的情绪，对公众的信心，对市场的预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文件政策里面一些本来并不是重点的话，由于被片面过度解读，它就会使得人们对政策产生了某种畏惧的心理，客观上也会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带来负面的影响。
对政策的理解和解读出现偏差，视角差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不少。这几年大家在各个时间点上都已经感受到了，人们有时也有困惑，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视角差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视角差？我觉得可以从政策的特点来分析。
政策都是特别讲究全面性、系统性的。一个文件，即使它只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往往内容也都是比较综合的，人们在解读的时候，往往喜欢从自己比较熟悉的角度去切入，而这往往是一个小的切口。如果从一个小的切口来观察一个大的文件，意味着要从“点”上的体会去感受那种“面”上的政策效应，它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政策是讲究可操作性的。有些学术上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偏理想、偏浪漫的，如果某个政策还达不到其心理的预期，可能在解读上面就会对这个政策没有太积极的评价。而政策制定者在琢磨这条内容时，往往是反反复复进行考虑，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即使力度可能没有大家预想的大，但是它一定要可落地可实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和学术上面的理解产生一些偏差。
政策是高度讲究均衡性的。一个政策的出台，不会抛开过去的政策，不会抛开其他部门的政策，也就是说政策一定是前后左右兼顾的。要去看其中有些话为什么这样写，有些内容为何这么去摆布。可能是要考虑跟过去政策的延续性，也可能要考虑跟其他政策的协调性。如果不看它的前后左右，单挑其中一两句话出来，那也有可能产生偏差。
政策是有延续性的。市场机构解读政策时，特别喜欢在一个文件里面找新话，一旦找到某一句新话，那就如获至宝，认为是政策当中最具有创新经验，甚至有可能是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他们找到的确实有可能是这个政策中非常创新的东西，也可能是这次政策中新加的。但是请注意，有时候新话并不是一个文件中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文件它是讲究顶层设计的，是讲究“钉子精神”的，很多工作要建立在过去的顶层设计和相关工作的延续上面。如果只看新话，而忽略了里面一些原有的“老话”的话，就很有可能错过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些“老话”经过若干年，经过很多个政策文件的传递之后，如果它还能够留下来的话，恰恰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当然也需要关注那些“老话”，比如说它的顺序是什么样的，比如它是不是改了个别的字，也有可能要看到它某一个标点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些也确实有可能是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的重要信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恰恰在解读政策的时候，有时只看到了新话的那部分，没有看到它原来传递的那些“老话”的信息，特别是当“老话”跟新话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的化学反应，它想表达的信号，由于市场解读者可能缺乏“写材料”的经验而出现解读偏差。
正确地解读政策，在政策与政策受众之间建立起更好的桥梁
每一个学者应该天然地把政策解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如果一个学者每天在研究中国的财经问题，就离不开研究中国的财经政策。要研究中国的财经政策，不但自己要有心得体会，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尽可能地把这些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地解读政策信息，又能够很好地把政策信息与公众分享，实际上就能在政策与政策受众之间，建立起更好的桥梁，就有助于政策能为最大范围的人所读懂，起到最大最好的政策实施效应。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具体建议：
第一，从解读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先做好对“解读”的解读。我们需要思考，到底我们在政策解读当中还存在哪些不足，尤其是解读的方式，我们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通过对解读本身进行细化的分析，就可以明白，当政策制定者跟政策解读者之间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做好弥补的工作，如何去做好完善信息传递渠道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第二，专家要尽可能给政策制定者提好的建议。我们现在的政策制定过程越来越科学化民主化，在制定过程当中会征求很多专家的意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应该给政策制定者就如何表达政策提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政策当中有哪些敏感点，有哪些话有可能会出现误读的空间，我们应该尽可能在政策制定阶段就帮助政策制定者去进一步完善，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站在市场的角度去表述这个政策，也就是每一句话都能够更好地为市场为公众所理解。
第三，对政策解读者来说，就是在解读的过程当中要客观理性，要实事求是，不要为了博眼球去解读政策，也不要为了渲染某些效果去解读政策。尽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把它的信息分解出来，然后用公众所更能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进一步去细化，去讲政策的背景，去讲政策每一句话它到底想说什么意思。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广大的政策解读者就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桥梁的作用。与此同时，还需要去创新解读的方式。政策的解读不仅要通过传统的渠道，而且需要考虑广大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习惯的方式。如果可能的话，除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外，也可以用可视化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要全息解读政策，要让政策语言像电影一样能够让大家看得明白，甚至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电影，通过游戏去讲好政策的故事。
第四，媒体也要在政策解读中发挥好作用。媒体的天然使命就是传递信息，而财经领域的学者专家们要善于为媒体提供优质的有质量的信息，媒体和财经学者们要建立起良好的互动方式，使得在每一次重要的时间点，在每一次政策出台的头几天，都能够及时、准确、客观、公正、理性去传达我们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作用，使得政策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进入公众的视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及时发现，也许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带节奏”的言论，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媒体也应该有责任有使命去和这种“带节奏”的言论做斗争，及时纠正他们的偏差和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