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三立

我在清华执教50周年的时候，正好是70岁，我觉得生活已经到了一个段落，写了下面一首诗，抒发自己的心情。

耕耘五十载，往事如浩烟；拳拳报国心，时时强华念。斗室育千树，寸心留百年；白发仍昂首，夕照峰峦间。

沪上年少

我出生在1935年的上海。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

我的父亲叫李树德，生于1909年。父亲很聪明，从上海民立中学高中毕业后，就被祖父派到日本学做生意，但他坚持要求继续念大学。在大姑母的劝说下，祖父终于同意父亲从日本回来，继续上学。1926年，父亲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0年毕业后进入上海的一家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即AT&T）工作。

同在这一年，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婚后他们生了三个儿子，我是老三，按次序排名，只能排有一个“三”字，叫李三立，名字出自左传：“立德，立功，立言”。我后来编写和翻译了11本书，总算是满足了父亲要我“立言”的愿望。

时光荏苒，我至今仍然很怀念我的祖母。记得1942年，我才7岁，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住进当时的虹桥疗养院，母亲在医院陪住。我又不幸得上伤寒，好了又复发，父母没法照顾我，是祖母住到我家来陪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当时伤寒是不治之症，没有特效药，我复发以后又转好，算是死里逃生。

考入清华

上高中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的家中生活学习的。父亲在安徽工作，母亲陪在父亲身边，他们只有暑假里才从安徽回到上海。大哥和二哥也在各自的大学里，没有办法照顾我。

1951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那时我刚满16岁，是400多名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上海到北京，火车是我的交通工具。已经回到安徽的母亲知道了我的行程后，专门从怀远赶到蚌埠火车站，在火车经过蚌埠火车站短暂停留时，从窗口递了一瓶鸡汤给我。这使我想起朱自清散文中父亲的“背影”。到了清华以后，同班同学经常拿这杯“鸡汤”和我开玩笑，但我一直把这杯“鸡汤”当作母亲的伟大母爱来回忆，它是我一生脑海里抹不去的温暖回忆。

在清华上学期间，寒暑假我很少回家去看父母，只是在1954年寒假期间回家待了几天，然后又回清华去了。想不到，这竟是我和母亲的永别！

划分专业

1951年我入学时，清华大学很小，学生加起来不过1000人，师生员工一起开全校大会，清华的大礼堂都还坐不满。

我记得迎新会上，当时电机系的副系主任钟士模教授说：“过去清华考生的录取分数，都是物理系全校第一。今年，你们的录取分数超过了物理系。”我们电机系新生听了心头乐滋滋的，此后走在校园里都觉得“趾高气昂”。

一年级的课程学完以后，到了二年级就要分“专业”。当时分得没有现在这么细，只分“强电”和“弱电”两种。“强电”实际上就是电力和电机，“弱电”就是无线电。

1952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无线电系。整个无线电系只有7位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教“无线电原理”的是吴佑寿讲师，教“发送技术”的是常迵院士，教“电子离子器件原理”的是孟昭英教授。清华大学强大的教师队伍为学生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们扎实的业务知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和踏实的工作作风都与此密不可分。

难忘先生

无线电系成立后，系内又成立了一个教研组，即电真空教研组，由孟昭英教授亲自负责，着手为国家培养电子元器件方面的人才。为了培养师资，1954年，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被调到电真空教研组（不算正式毕业），和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新技术。清华请来了一位苏联的电真空专家，还从长春请来了中国科学院的张恩虬先生来为年轻教师讲课。孟昭英教授让我负责建立“电子离子器件实验室”，研制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所需的稳压电源。我记得，在我去苏联做研究生以前，这个实验室接纳了一批从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他系转来的学生做实验，这批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

在清华的这段时光，令我一生难忘。清华的这些大师，对于年轻人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给予了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孟昭英先生百岁诞辰时，清华大学组织活动纪念他，我也怀着深深的尊敬之情，纪念我的老师、学术研究道路上的带路人。

我在清华读书时，蒋南翔校长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到了下午5点钟，图书馆一律关门，班上干部动员学生都要到大操场进行体育锻炼。学生们一组一组地从宿舍出来，先在操场周围跑一圈400米，然后做八节体操，再做一些专门的体育活动，如短跑、跳远、爬绳等。那时，体育教研组主任是著名的马约翰教授，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子上打一个黑色领结，下身穿一条黑色“灯笼”马裤，讲起话来经常夹上几句英语。1951年的迎新大会上，他强调学生要坚持体育锻炼，说着说着就跑到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跑了一个圈。

本来，我在中学时是很瘦弱的，也不会运动。在清华锻炼以后，肌肉发达起来，体力也大大提高。我当时不用脚，单单用手，可以轻易爬上6米高的绳子，单杠引体向上可以做15个以上，百米短跑可以跑到13秒以内，跳远可以跳到6米远。

四年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使我在德、智、体方面都获得不少长进。这对于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和身体健康都很有用处。

留学归国

1956年上半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和关怀下，在当时中国科委和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开始了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那时，中国科学院的规模还很小，年轻科研人员也不多，需要从高等院校支援人力，派到苏联学习。1956年8月中旬，清华的领导突然通知我，马上准备到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去做研究生。作为第一批从中国科学院派到苏联科学院的研究生，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1960年12月底，我拿到研究生学位以后，坐了6天半的火车，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火车到达北京站时，有三位来接我，一位是我二哥李二希，一位是我在苏联学习时的室友王育竹——他比我早回国两个月，另一位是我的未婚妻黄微微。黄微微是我中学的同学，比我晚一年考进清华大学，在清华土木系学习，后来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研究所工作。黄微微长得很漂亮，两个明亮的大眼睛，鹅蛋脸，皮肤白皙，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

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二哥约我见面，他告诉我，母亲已经在1959年秋天去世了。家人遵照母亲的遗愿，不把这悲伤的事情告诉我，好让我在苏联放心学习。每次想到这里，我更加想念我的母亲！

开设新课

1961年4月初，我到清华大学开始工作。那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还没有成立，而是称为“自动控制系”，包括一个计算机教研组和三个自动化教研组，我担任教研组的副主任。当时分配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我们系还有一台电子管计算机911在研制中，让我负责其运算控制部分；二是开设“晶体管脉冲技术”课程。

911电子管计算机是在“大跃进”时上马的，但一直无法稳定工作。系里当时分配给我三个即将毕业的学生（6年级学生，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做毕业设计。我让一位最能干的学生做一个4位运算控制器的模型，以便好好研究其整体特性；一位学生做电子管插件的特性测试，以便把不合格的插件替换下来；另一位学生做电子管的老化试验，以便提早发现不合格的电子管。后来，我又请了一位二机部工作的八级焊接师傅来检查焊接。这台911电子管计算机经过各方面补焊和抢救后，总算可以正式算题，但是稳定运行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不久就被淘汰了。

“晶体管脉冲技术”是我新开的一门课，所有讲义都是我现讲现写的。那时，我国还没有其他大学开设这门课，所以来旁听的老师较多，我的讲义很快就传出去了。

特殊任务

文革时期，清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受到影响。在此期间，我参与了724计算机和102计算机的研制任务。

研制724计算机是一项保密任务，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真正知道724的用途：用来监控弹道远程导弹和卫星发射。即使知道晚了，我仍旧充满成就感。

102系统是一个跨学科的科研任务。它包括一个铣床、一个测量光栅和一台测量计算的计算机。铣床由当时的五机部自己做，光栅由清华精密仪器系做，测量计算机由我们计算机系做。测量的对象称为“辟锥”，是用在火炮瞄准仪和轰炸机投弹瞄准仪中的，要求的精度极高。102最后顺利完成，在1978年还获得科学大会奖。

我很欣慰，总算在那个特殊年代为国家做了一些贡献。

出国考察

1977年10月，我有幸参加一个高等教育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代表团共有10人，团长是建筑界威望很高的南京工学院副院长杨廷宝院士，副团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我是年龄最小和资历最浅的一位。

一个月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我们走访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等众多名校，还访问了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以及纽约的中学。

回国后，代表团安排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北京大学沈克琦副校长（后来升任北大校长）和我三人写总结报告。对于美国教育的多样化、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报告都做了重点讲述。我相信这份报告对于我国后来对跨学科的重视，起了很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出国的机会更多了。我在1995-1996年还当选为IEEE中国分部的主席，并代表中国IEEE到美国参加全球的IEEE代表会议。

编写教材

计算机从1945年诞生起，经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体积越来越小，逐渐发展出个人使用的微型计算机。我由此判断，研究微处理器和微处理机是符合技术发展的。

因为我此前访美时的牵线，1979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李凡教授来到清华大学教学，同时帮助清华建设以PDP11为微服务器，带动以8085为实验板（为学生做实验的“面包板”）的实验室，很多老师从各地赶来听课取经。清华就这样“先集中，后分散”，把微处理机和微计算机在全国推广开来。

我负责编写的《微处理器与微计算机》也正是在这一年出版，成为全国通用教材，发行6版16万册。这大大促进了微处理器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我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赶上我爱人胃癌手术后复发。为了让我安心写作，她尽量忍着疼痛。很多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跟我说，他们最早接触计算机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这些话，我当作是对我去世的爱人的一种深深的纪念，这本书是献给我爱人黄微微的。

研制超算

1980年前后，局部网络在美国出现，即把分散在各个办公室的多个计算机，在一个局部范围内连接起来。最早，一家美国公司Synnex到北京来展览其Omninet局部网络技术。我购买下来，并建议电子部开展局部网络研制。我们同时开始研究并和长城公司合作研制。

高性能计算机是我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那时，中国搞高性能计算机的没有几家，大学中就只有我开始了。正好国际上出现了集群式（Cluster）高性能计算机，我马上跟进，先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台32个CPU的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马上到上海大学开始做220个CPU的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这就是“自强2000”。

因为老师钱伟长先生的邀请，我从1994年开始兼职担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正是有此渊源，我的研究往往是先从清华开始做，取得经验，然后带着研究生一起到上海大学做。

我和深圳大学校长谢维信教授讲，愿意为深圳大学研制一台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深超-21C”，这台“深超-21C”在应用一年后报奖时，登上世界超级计算机排行榜第146位。

“深超-21C”的成功为我建立了信心。接着，我就在上海大学研制“自强2000”和“自强3000”。它们是我研制出来的三台高性能计算机。“自强2000”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自强3000”则登上世界超级计算机排行榜第126位。

斗室育才

我从1955年毕业做清华助教至今，已经执教57年。因为在1995年评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所以我一直没有退休。回想起来，我教过的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上千，所以我在诗中写到“斗室育千树”。这些学生和研究生中，有的做了研究所所长，有的在技术上有突出贡献，有的做过国家的部长，也有的开公司很有成就。

我带研究生比较多时，一般有十来个研究生同时在我的实验室里搞研究工作。我至今都很怀念他们。1980年代，有些研究生拿到学位就到美国去了，1990年代就少了一些，这个世纪开始，去美国的更少了。

我的很多博士生至今和我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也要求他们做“跨学科”的研究。

我最后的两位博士生都留在北京工作，关门弟子叫张伟，他在2011年答辩完毕。2011年正好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我在这一年停止接纳研究生。

个人简介：

李三立，1935年8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60年取得前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博士学位，先后在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工作，曾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担任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召集人、IEEE中国分部主席。担任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副主编、兼任《计算机体系结构》分支主编。1956年3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2年4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李三立同志1956年起长期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曾负责研制过我国电子管、晶体管、LSI和VLSI四代计算机。其中，724机是七十年代国内高校用于国家尖端科技的规模最大的计算机；102机是用于加工重要部件的光栅数控计算机，将精密加工效率提高数十倍，取得了显著社会经济效益，使我国在该领域进入当时的国际先进行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三立同志作为我国首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在微机体系结构、局部网络、RISC和指令级并行处理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负责研制多台超级计算机，其中两台进入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榜—“深超-21C”（2003，146位）和“自强3000”（2004，126位）。

李三立同志曾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包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9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2001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4年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7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

编辑：郭玲  李华山

审核：刘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