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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与西南联大纪念碑

本录音是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下的,由宗璞先生提供。录音中,冯友兰先生背诵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的部分内容。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1928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校务会议临时主席等。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原作建立于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之际,矗立于原联大校址——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在清华大学校园主干道西侧的青草坡上,有一座复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体主看面朝向昆明所在的西南方向,正面刻有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背面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之姓名,共计834人。一侧刻有西南联大校训,另一侧则为此次建碑所立的碑志。依据地形条件设置的层层叠落的台地,和不规则的折线,凸显着中国知识分子刚直的品格。三块台地代表当时联合起来的三所大学,不同的铺地材料寓含三所学校的性格。

1938年4月2日,南迁的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三校师生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团结合作、弦歌不辍,不但维系了中华教育之命脉,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而建。

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写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署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的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

在钟灵毓秀的清华园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静立道旁。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群学人的精魂,更是一个民族在患难中所迸发的精神与力量。


纪念碑的碑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当作“前方”——冯注)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清华新闻网12月16日电)

供稿:国学研究院

题图:李派

编辑:李雯婷 陈晓艳

审核:刘蔚如 吕婷

2020年12月16日 10: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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