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顾毓琇与音乐之情缘

徐湘    

　　 顾毓琇 字一樵（1902-2002），江苏无锡人。集科学家、教育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佛学家于一身，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师。

　　有这样一位世纪老人，他与百年中国风雨并行，一生充满传奇。他亲沐“五四”之风，以“科学与民主”作为毕生追求，学贯中西、文理兼长、博古通今，其学术成就横跨科学、教育、文学、戏剧、音乐、佛学等，堪称全才。这位大师就是被誉为科坛巨擘、杏坛宿将、文坛翘楚的顾毓琇先生。他精通文学戏剧和诗歌音乐，与文艺界很有渊源。由于从小爱好古典文学，喜读中外文学戏剧名著，吟写诗歌散文，在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就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担任学生剧社首任社长和文学社戏剧组负责人。18 岁起就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 1920 年至 1921 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翻译完英文短篇小说 12 篇、剧本 2 个。20 岁起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并自己编写剧本，1922 年一年内他就完成短文 15 篇、编写《孤鸿》四幕剧 l 部、写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至翌年 2 月完成，6 月出版。此后他又陆续编写了多个剧本，《荆轲》《苏武》《白娘娘》《岳飞》《西施》《古城烽火》等。《岳飞》等剧作的成功上演，奠定了其作为中国戏剧艺术一代宗师的地位。38 岁以后，顾先生以写诗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诗词歌赋的创作，数十年来他共编创各种诗词歌曲七千余首。鉴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建树，1975 年巴西人文学院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1976 年在“第三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他被授予“国际桂冠诗人”的荣誉称号。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科学文化底蕴的学人，顾毓琇先生平生钟爱音乐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前不久，中央音乐学院还为顾毓琇先生举办了诞辰 110 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与会专家全面回顾了顾毓琇先生的传奇一生，此外，还举办了顾毓琇教授 110 周年诞辰纪念音乐会，上演了《回文诗》《一剪纸祝中华文化复兴》等代表作品。本期特刊发文章，以追思顾先生对中国音乐的贡献，表达乐界对他的怀念之情。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多科学家与音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鲍罗丁等和中国的李四光、赵元任等。作为国际著名电机工程和自动控制专家，顾毓琇的一生很难用单一的“家”来概括，他在音乐方面的非凡经历和颇多建树足以使他在拥有众多的“家”之外再添一个“音乐家”的名衔。

与音乐结缘

与艺术家结交

　　无锡，这个太湖之滨“充满温情和水”的地方，也是钟灵毓秀、文才辈出、弦歌不辍的吴文化发祥之地。出生在这里的顾毓琇受到环境和长辈们的影响，从小能歌善唱，耳濡目染，对民间歌谣和戏曲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虽然其日后擅长工理运算，通达文哲史地，精于诗歌戏剧，但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爱好，且在后半生愈发弥老弥烈，以致于投入较多精力潜心研究古代诗词乐谱，整理出版歌集，录制唱片，其乐融融，伴随终身。

　　1923 年春，奥地利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克莱斯勒访华来京献演，得此消息，当时尚在清华大学高等科就读的顾毓琇非常想目睹这位世界级大师的音乐风采。由于学校距离城内演出地点很远，怕耽误时间，他便与同班学友梁思成一起向曹云祥校长借车驶赴城内，方赶得及听演奏。1940 年12 月，时任重庆国立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的顾毓琇和夫人王婉靖应邀去成都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成都年会。期间，顾毓琇夫妇特抽空游昭觉寺，听贾瞎子唱道琴。1950 年夏，顾先生将 63 首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编为《海滨集》，其中的 24 首诗歌配有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等人的音乐，另外 7 首译成般配于伏而迪、奥芬巴赫、普契尼等大师们名曲的体例。另外，得知年事已高的顾先生仍爱听故乡苏昆曲调，2002 年 5 月，南京钟山诗词社的徐立梅女士将顾先生的《一剪梅》词《爱我邦家，护我中华》和江泽民主席赠顾毓琇老师的诗《重教尊师新天地》谱配成昆调，请名家演唱，录制成 CD 盘挂号寄出。不幸的是百日之后大洋彼岸便传来先生病逝的哀讯。

　　顾毓琇先生为人仁厚诚信，他尚友天下名士，其中仅诺贝尔奖得主则当以十计，师友中成名成家者，则当以数百计。在他曾经交往并且关系较密切的文学艺术家中就有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冰心、梁实秋、钱钟书、曹禺、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潘玉良、田汉、洪深、梅兰芳、周信芳、赵元任、应尚能、吴伯超、马思聪、费曼尔、喻宜萱、邵光等众多著名人士。关于他与一些音乐家的密切交往，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期颐集》中曾刻意记述：上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就曾与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1892—1982）夫妇过从甚密；同为清华1923 级的声乐家、作曲家应尚能（1902—1973），1941 年曾为顾毓琇新编历史剧《荆轲》谱写插曲并指导国立音乐学院学生试唱；1940 年秋，指挥家吴伯超（1903 一 1949）指挥交响乐团排演由顾毓琇首译为中文的“贝九”第四乐章《欢乐颂》；抗战时马思聪（1912 一 1987）在渝组织交响乐团，“本人相识后，即劝其作曲，可以传世。”抗战胜利以后，与顾毓琇夫妇认识多年，成为知己的女高音歌唱家费曼尔在巴黎演出成功，在谢幕时曾演唱由顾先生翻译成中文的《蝴蝶夫人》选段，殊以为荣；作曲家邵光教授是他在重庆青木关担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时招入的首届学生，“解放后赴美国，在纽约定居，除了教学生外，努力作曲。本人填词，邵光作曲，中央音乐学院1991 年冬举行‘顾毓琇作品演奏会’曾演唱邵光作曲的数首。”此外，定居国外的顾毓琇先生还时常惦记着当年国立音院共事的同仁，1973 年顾老夫妇回访大陆后，曾专门看望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育家喻宜萱等教授。

首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

为黄钟定音高

　　1938 年 1 月，国民政府在汉口改组为抗战政府，顾毓琇先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受命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任教育部战时教育研究委员会和中央建教委员会主任委员，至 1944 年夏，长达 6年半时间，对抗战教育作了一系列积极有益的工作，贡献巨大；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也包括在音乐工作方面所做的令人瞩目的几件事。

　　首译“贝九”《欢乐颂》。“快乐！快乐！快乐！美丽的神光辉煌。天国仙都的女郎，我们陶醉圣火的热狂，闯进神圣的天堂。你的精诚重新团结，扫尽世俗的参商。四海之内皆是兄弟，看你的柔翼翱翔。”……“谁曾享受伟大的幸福，只一个知己相亲。谁曾求得恩爱的淑女，还请来欢庆同伸。呀，谁若有密契的知心。普天下仅此一人。倘没有遇见，且让他，啜泣着离开人群。”……这首神圣而美妙的诗篇，是顾毓琇先生根据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原作翻译成中文的。1940 年我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双方相持阶段，为了向国人奉献英雄主义的思想，进一步鼓舞抗敌的斗志，成立不久的重庆国立交响乐团即准备排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其中声乐部分的长篇歌词唱段需要翻译成中文演唱，但当时国内尚无中文版本，身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顾毓琇先生非常关心此事，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在百忙中抽暇，于 1940 年夏天凭藉自身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比较娴熟的拉丁文翻译基础，将德文版的歌词译成了中文版的《快乐颂》（即《欢乐颂》）并于 9 月中旬在重庆连同乐谱一起由大东书局出版。由此顾毓琇先生也成为国内翻译《欢乐颂》的第一人。

　　首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我国现代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由蔡元培先生 1927 年 11 月创建于上海，1929 年 9 月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萧友梅任校长。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音乐专科学校即被汪伪政府接管，更名为“国立上海音乐学院”，届时许多师生纷纷辗转到后方，部分教师则离校另办一所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而在上世纪 40 年代初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由抗战政府教育部在后方城市重庆青木关创建的国立音乐学院，集合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师和造诣颇深的专家教授，在后来培养出一大批有音乐才能的男女青年。当时国立音乐学院急于开办，尚无合适的专任院长人选，鉴于战时物质匮乏、经费紧缺，为了使学校能够按时取得教育拨款，便于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关心音乐教育事业的顾毓琇便主动兼任首任院长，从 1940 年 11 月起即开始负责紧张而忙碌的建校工作，直至 1941 年秋专职院长杨仲子到任为止。其间顾毓琇还兼任国立实验交响乐团团长，日常工作则由音乐家、指挥家吴伯超先生具体负责，“贝九”第四乐章《欢乐颂》即由该团于 1940 年底公演。

　　建议以 348 频率为黄钟定音高。中国古代乐论《管子·地贤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不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而其乘，适足，以是成角。”黄钟，也叫黄钟律，为中国古代音乐中通过“三分法”所得十二律之首，中国历代的所谓“定律”，一般皆指为黄钟律确定音高，并以此为标准来推定其他各律音高。因此黄钟音即中国古乐的“标准音”。中国古代社会，律、度、量、衡之间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而传统律学均以振动物体的长度来计算音高，由于历代（包括各诸侯国）度、量、衡单位标准的不统一，致使黄钟“定律”的音高差异较大，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对此，曾引发顾毓琇先生的深深思考和忧虑：“惜乎年代久远，音律易失。盖每逢盛世，尺度合乎标准，音律务求中正；但当国势力衰微，世风不古，度量衡难乎标准，趋于纤小，而音律败坏，民俗浇薄，为害之烈，可胜言哉！”

　　1941 年春，时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先生以一个科学家的执著和钻研精神，运用功底厚实的数学、物理知识，通过细密的计算，发现黄钟音（f1）与西洋自然律中 f1 音高频率相等，皆为 348Hz（每秒钟的振动次数），而由黄钟律作为基础产生的姑洗音（a1）与国际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之标准音 a1 的音高频率极为相近，为 440.4Hz，从而得出将黄钟的标准音高定为 348 频率之结论。随后，在顾毓琇先生的积极建议下，1941 年 4 月 13 日，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专门开会讨论此问题，“顾委员毓琇提：古来学者，讨论黄钟音高，互别是非，迄无定论。各家黄钟高下不一，相去悬殊，难于决择。今日欲求推广乐教，改良乐器，应以统一音高为前提，拟采 348 振动数为黄钟之标准音以利进行案。”最后表决结果为一致通过。其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为黄钟定音的依据和意义，在 1942 年 4 月上旬为庆祝中国音乐学会成立而举办的音乐节里，顾毓琇特撰文发表《黄钟定音记》，该文章后来刊载于同年 7 月份出版的《乐风》第二卷第四期上。

　　顾毓琇先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初期提出并且得到确认和推广的“黄钟定音”，在当时的确可看作是一项超越前人的卓识和贡献，其对于恢复和表现中国古代音乐的音韵风貌、对于进一步研究开发中华古乐以至于“重新奠定国乐之基础”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今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还是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

翻译整理

古诗词歌谱

　　顾毓琇先生出于对中国古代诗礼乐三位一体的深刻认识和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维护从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为期多年对中国古代歌谱的整理研究、翻译推广工作，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翻译“魏氏乐谱”。1955 年夏，在裘开明博士的帮助下，顾毓琇先生获取了哈佛大学中日图书馆中珍藏的明末魏皓（？一 1774 年，字子明，系我国明代赴日音乐家魏之琰的四世孙）在日本所刻之记录中国古乐歌谱五十调《魏氏乐谱》之孤本，据此开始将原“工尺谱”翻译成简谱并将其中《关山月》《玉台关》《秋风辞》等翻译为五线谱。顾毓琇先生在初步完成该套古乐谱翻译工作后，曾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考证了该古乐谱版的真实可靠性和可传唱性。如与日本音乐家林谦三所编译的《明乐八调》乐谱对比，发现所翻译为五线谱的明乐谱八首与“林版”完全吻合，再如将《清平乐》曲谱与原燕京大学范天祥教授于 1957 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中的五线谱版相对照，发现仅在倒数第 4 小节的第一个音符有所差别（顾谱唱名为“si”，而范谱唱名为“sol”）。又如将整理的明古乐谱其中十二调，经张晓峰先生之鼓励及交由邓昌国教授之指导曾在台北公开唱奏。1961 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一樵全集》中，编者将顾先生整理的这套明乐谱付印于第十一集《一樵文存》之后。

　　翻译“白石道人歌曲”。姜夔，别号白石道人，系南宋著名音乐家和词人，由他所标注古工尺谱的十七首自度曲是历代流传至今的最早并且比较完整的歌谱。1955 年秋，先生在整理研究明乐谱五十调的同时，选择白石道人自度曲中十余首“曾试译成五线谱，但不敢自信”。1962 年秋，顾毓琇先生携妻女去法国巴黎度假，听到由张昊先生订谱，程纪贤先生演唱，某法籍女士用铜笛伴奏的白石道人歌曲，发现乐谱与七年前自己整理出的非常相似，方始相信各曲均可供近人歌唱。随后顾先生在欧陆旅行途中又陆续整理了《角招》《暗香》《疏影》和《长亭怨慢》等剩余数首，并将白石道人十七首自度曲分别翻译成简谱和五线谱两种谱式（共计 34 首），每首均重新填配新词，于 1963 年在商务印书馆以“樵歌集”为题名出版。

　　配译唐宋歌谱。1963 年，顾毓琇先生花费很多精力进一步研究修订了《一樵文存》中的明乐谱五十调，并准备在此基础上编配一套《唐宋歌乐谱》。他先在明乐谱五十调中选择《关雎》《秋风辞》《白头吟》《关山月》《玉台关》《阳关曲》《思归客》等由汉武帝、李白、杜甫、王维等人填词的歌谱 15 首，后又选择《杏花天》《小重山》《风中柳》《青玉案》《洞仙歌》等词谱 10 首，并将后 10 首按宋词风格韵律填入自作新词。其中除《风中柳》《洞仙歌》《瑞鹤仙》和《喜迁莺》等 5 首仍用原名外，其余皆由顾一樵另题歌名。这样，先后整理了 25 首五线谱版的《唐宋歌乐谱》，再编译为中英文对照版，于 1964 年秋由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惠予付印出版。

　　配译宋词歌谱。1966 年起，顾毓琇先生又考虑如何为世人所喜爱并且更适合于歌咏的 45 首著名的宋词配曲（这些宋词皆无现成曲谱标记）。经过多次选词择曲的编创“实验”，顾先生发现用一些古曲来为宋词配曲，尚无不合。即选用明乐谱 14 首，姜白石自度曲 6 首，加上根据原明乐谱新编订的唐宋歌乐谱 5 首，共计 25 首结集为卷一；再用姜白石道人自度曲 17 首，加上明乐谱中由姜白石自注的《翠楼吟》《角招》和《湘月》等 3 首，共计 20 首结集为卷二。值得一提的是，此卷一、卷二合计 45 首歌曲中的原歌词下方均并列着顾先生依据宋词格律重新填写。但内容却涉及感悟中外古今民风世情之新词。1968 年夏，顾毓琇先生费时两年编订整理的《宋词歌谱45 调》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顾毓琇先生自其编译整理的第一部《明乐谱 50 首》于 1961 年面世以来，并未将这些歌曲束之高阁，而是积极推向听众。他非常注意自己所写的词曲是否能唱，如果是可以唱则决不放弃演唱的机会。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顾先生的部分古乐歌曲在美国就经常被部分独唱家和一些华裔演唱团体作为演唱曲目。1991 年春，顾老访问中央音乐学院后，得知该院将举办“顾毓琇作品音乐会”，遂准备回美后将作曲家邵光先生为自己编译的古诗词歌曲重新修订的曲谱整理一份，寄给中央音乐学院试唱和保存。如今，顾毓琇于古诗词歌曲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

　　来源：中国艺术报2013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