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仁：一生只做一件事的陈岱孙教授

 来源：《今日黄岩》 2013-11-6 张友仁（1943入学，经济）

陈岱孙教授（中）和张友仁夫妇的合影

　　陈岱孙教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大学任教长达70年之久。他自称：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我自从1943年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做他的学生，到他1997年逝世，长达54年，受到他温暖深切的教导。他是我国公认的经济学界的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他当时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教授、主任。清华大学派他到湖南长沙等地办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他住在北门街唐继尧的唐家花园戏楼的一间包厢里，并在楼外自己种菜，改善生活。

　　抗战时期，他写过许多文章，对战时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精辟的见解。他在文章中认为，为争取抗战胜利，要搞好经济建设，还要反对通货膨胀，反对腐败等等。

　　1943年我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他是经济系主任。我所修的经济学概论课程，原来是萧蘧教授担任的，不久萧蘧老师出任江西中正大学校长，改由陈岱孙老师讲授。他讲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听了他的讲课，再读原版的教科书就好理解了。在听课之外，我们还参加由别的教员主持的经济学概论的讨论课，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后来我还修习过他教的财政学课程。他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我的西方经济学打下了扎实基础。

　　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只讲资本家、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而对广大的个体劳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不加探讨。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更不符合有大量小生产者的旧中国的实际。陈老师在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意是：分析西南联大校门外摆摊的修鞋匠等人的经济成分。这使得同学们大受启发，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框，来注意探讨中国经济的现实。

  　  他经常发表文章，提出自己对抗战和经济建设的主张。1945年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汤用彤、钱端升共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国是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

   　 1945年1月陈岱孙教授出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回到北京从日军手中接收清华园，追回被转移的清华财物，修缮被破坏的清华校舍。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想将清华南迁，他竭力反对，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拒绝登机，留在北京迎接解放。

  　  陈岱孙教授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解放后的他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鲜明的观点。

  　  以《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他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反之，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的中译本的主要错误，一一指出，加以更正。

    　“文革”中全国的干部都在学习《反杜林论》。可是对于马克思为恩格斯的该书第二篇第十章所写的《“批判史”论述》一章，视同天书，全国不大有人读懂。在全国各种版本的《反杜林论》辅导材料中，对于该章均告阙如。直到他凭借经济学说史的高深造诣和多种外文知识，读懂了本章，弄清楚原意，把它讲解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楚。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印的《<反杜林论>学习辅导材料》一书中，他破天荒写出了本章的学习辅导材料，填补了空白，解决了全国干部学习的困难。

 　   他治学严谨，对《反杜林论》一书中恰切地评价，而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本书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它毕竟是一本论战之作，“不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种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独立的见解，反映了陈先生的胆识和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他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正确地阐明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一些问题，列宁说过，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可是未详细说明，国内外经济学界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陈先生的这本书，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来源，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完成的科学变革，这才真正阐述了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问题。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