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清华党组织的发展历程
徐心坦
1926年11月，清华大学第一个党支部在风雨中诞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也是清华党史的第80个年头，利用这个机会，根据多年来我参加学校党史的征集研究工作中新了解到的史实和体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清华建党的情况和早期的发展历程，供大家参考。
五四运动唤醒和教育了清华人
清华的建党过程应该从五四运动说起。“五四”以前，清华学校里的气氛大体上是埋头念书、准备留洋，不太多过问政治，是五四运动激发了整个清华园里学生的觉醒。
“巴黎和约”逼迫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引起国人极大愤慨。“五四”当晚，清华园沸腾了。当时的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饭厅里。学生连夜开会，第二天派代表进城。从那以后，清华学生参加了全北京的学生抗议活动。1919年5月9日，在体育馆举行了纪念大会，形成了学生声势。会后在西大操场焚烧了日货。接下来，就是不断的斗争。6月3日，当时的学生会组织了一批学生进城宣传，100多人中有60多位被捕。学生们毫不畏缩，6月4日照常进城，160多个人中又有100多个被捕。6月5日，几乎全体在校学生都一起进城了。他们身上带了牙刷、毛巾，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当天，北京城里的商人表示响应，上海工人也起来响应了，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同意释放学生，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
“三一八”惨案是对清华学生的又一次教育。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等国的所谓“最后通牒”，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前集会后，前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结果被反动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7人，受伤200余人。20多位清华学生受伤，其中大一学生韦杰三腹部中了4弹，送协和医院抢救，于3月21日去世。他在临终时反复说着一句话：“我心甚安，但中国快强起来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华学生又沸腾了。他们进城去接韦杰三同学的遗体，抬棺游行回到清华，在大礼堂举行了悼念会，朱自清先生含悲写下了《哀韦杰三君》。
得到唤醒和教育的清华学生开始思索：究竟怎样的政治力量才能救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才能救中国？经过反复的斗争和比较，清华园中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共产党的身影。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华党组织的建立不是凭空而起，它是在民族积贫积弱、学生奋起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
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早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6年11月的清华园中，其实已经有了两位共产党员──雷从敏和朱莽。但因为不足3人，所以还不能成立党支部。恰在此时，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王达成即将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北京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就告诉王达成，他们3人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不久，王达成到校，找到雷从敏和朱莽，在三院开会成立了清华地下党组织的第一个支部，会上确定由王达成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王达成同志半年后离开清华，在外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曾任国家纺织部副部长。
清华自此有了党组织。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在清华这个阵地上，党组织的红旗一直高高飘扬。革命的火种一代传一代，始终不曾熄灭，并且日益发展壮大。
从1927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清华党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人不断惨遭屠杀；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在我们党内，“左倾”、“右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党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同志曾有一个评语，说当时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我们苏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了90%，被迫从江西长征到陕北，白区的损失更严重，几乎是百分之百。北平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当时北平市委受到连续15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几乎没有党组织。1934年，当时的河北省委曾派人到北平，陆续只找到失去组织联系的7名党员和10名团员。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华的党组织一直顽强存在着。从1926年王达成任支部书记开始，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清华先后有27位支部书记，前仆后继，一任接过一任，这条线始终没断。
当时清华的党组织就像一只孤雁，像一只漂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与上面的党组织已经失去联系，但他们仍然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始终坚持斗争。1932年，党员张甲洲、于九公（于天放）、冯仲云等投笔从戎，奔赴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校内党组织团结了很多外围组织和进步社团，劳军、赶制棉衣、支援前线筑路等，为支援抗日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1933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山海关、热河和察哈尔，随后进逼平、津，北平危在旦夕。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节节退让，签署《何梅协定》等，都是一步退一步，承认日本的占领。1935年10月，一些汉奸开始在北平酝酿“华北自治”的名目，实际上要搞第二个伪满洲国。时事至此，北平学生尤其是清华学子，实在忍无可忍，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一二·九”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学生得到了地下党的领导。当时的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同志在12月7日、8日晚上，挥泪写下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代表爱国学生喊出的一句话震撼了当时的北平和全中国，至今仍然震撼人心：“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作为一个学生，是多么希望能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啊，但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安心念书了。
图为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执笔起草的清华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12月9日当天，清华学生在西直门被反动当局关在城门外，学长陆璀就站在凳子上向民众宣传抗日。清华学生感到异常悲愤：我们爱国，却连自己的城门都走不进去了！回校后马上酝酿第二次抗日爱国运动，所以又进行了“一二·一六”斗争。12月16日的这次斗争由于事先做了组织准备，游行队伍冲到了天桥。在天桥开完市民大会后，本来按计划要到外交部大楼去示威，结果在宣武门前又被锁住了。陆璀学长发现城门下有一个空隙，就从那个洞里钻过去，打开城门让同学们都冲进来。陆璀自己被巡警毒打，并被抓到警署。在场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见证了事件的全过程，第二天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中国的贞德被捕了》的报道。斯诺以15世纪的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来比喻陆璀，认为她是爱国的女英雄。
图为清华大学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
1936年1月2日，清华和平津的其他一些学校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高碑店后被押送回来。回校后，他们认识到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所以在蒋南翔同志倡议、大家一致赞成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在抗战初期起到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重要作用，它也是以我们清华学生为骨干的。清华学生李昌担任了民先队清华大队的队长，后来又先后成为北平市民先队总队长和全国民先队总队长。
1936年2月，以南下宣传团等为基础，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学生李昌被选为总队长。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清华的声音日益高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的北平党组织派出了4位代表，其中有2名来自清华：一个是当时清华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诚，一个就是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另两位代表分别是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和北京师范大学党支部书记林一山。杨学成在会上做了发言，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重视。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时清华在整个北平党组织中所居的位置、所起的作用。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指示，蒋南翔、杨学诚、黄诚等人负责平津流亡学生工作，先后在济南、南京建立“平津流亡同学会”，带领部分北平学生北上或南下参加革命。
根据现在的统计、核实，当时清华在校一共有42位党员，183位民先队队员。而已知当时在校学生总数是708人，这样民先队队员就占到了学生总数的1/4左右，党员大概占6%左右，都有着相当强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清华有很多共产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如蒋南翔到中共北方局工作，协助刘少奇同志编辑前线刊物《斗争》，后来又到长江局担任青委委员。黄诚先是在武汉、皖南一带开展抗日宣传，随后到新四军任政治部秘书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牺牲于上饶集中营。
1937年10月，学校南迁到长沙和北大、南开一起组建“长沙临时大学”。随校南迁的清华、北大地下党员马上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党支部。支部18名党员中有12位来自清华，其中有熊向晖同志。1937年12月，熊向晖经蒋南翔介绍，接受党组织指示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胡宗南部“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来，他直接打到胡宗南身边，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党中央这边则由周恩来直接联系。前后十多年时间里，他把胡宗南重要的军政机密不断地报告到党中央，使中央及时了解了很多重要情报。所以毛泽东后来评价熊向晖时，说“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确很了不起。
1938年初，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1938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成立，从北平和长沙去的一批党员马上又分别成立了联大的党支部。此时，蒋介石正处心积虑要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党中央和云南省工委做出了及时的应对指示。他们提出，在南方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应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的。
联大党组织成立支部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已经有了81名党员。当时云南全省党员只有200多名，这81名党员就占去了三分之一，这说明联大党组织的力量是相当强的。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他们都严格遵守了纵向不得越级、横向不得打通、转地不转党等组织内部纪律。
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证实了党中央的预料。“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派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专门镇压昆明特别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但是由于联大党组织事先有了准备，及时将一些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力量撤退到滇西一带，所以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成立了第二党总支，更秘密地进行工作。在这个低潮中，联大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三勤”方针（即“勤学、勤业、勤交友”），扎根到群众中，为群众办实事，在组织群众学习，尤其是团结进步教授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1944年日军穿过河南、湖南、广州，长驱直入，占城146座，并一度占领贵州独山，大西南受到严重威胁，人心激愤。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抨击国民党。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并以西南联大为中心，掀起新的民主高潮。为此，联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1944年5月，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题，通过举行座谈会、建“民主墙”、办纪念晚会等方式，团结广大师生，广泛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无能的恶劣行径。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党员和进步学生重新掌握了一度由三青团分子把持的联大学生自治会，并陆续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第一支部和“民青”第二支部成为党的得力助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准备发起内战。1945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在联大党组织推动下，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等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6千多人到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位教授做了讲话，大会通过了“反内战”宣言。但是国民党第5军包围了联大并鸣枪威胁，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混入会场捣乱，学生极为震怒。次日，宣布罢课。11月28日，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会”（简称“罢联”）。在“罢联”内部成立了以党员和“民青”成员为主体的领导核心，接受云南省工委的直接指导。
事态进一步发展，国民党下了更大的毒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攻打联大新校舍、联大师院和南菁中学等地，用手榴弹炸死了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女，党员）等4人，殴打师生致重伤者25人，轻伤3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罢联”团结广大师生，通过发表各种“文告”、举行四烈士入殓仪式、设烈士灵堂、送殡等悲壮的方式和场合，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得到昆明及全中国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指导下，这次民主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锻炼了进步力量，最广泛地团结、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动势力，取得了巨大胜利。西南联大被国人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6年7月，联大宣告结束，3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北上。国民党反动派就利用校舍渐空的这个时机，对民主爱国人士下毒手。1946年7月11日，他们先杀害了民主战士李公朴。当时，联大党组织根据内部情报，派时任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吴显钺通知闻一多先生，望能暂时隐蔽，免遭毒手。但闻先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参加了7月15日在云南大学召开的“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会上，闻一多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他拍案而起，厉声质问：“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他慷慨激昂，视死如归：“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果不其然，会议结束后，他在和长子一起回家的途中被杀害了。闻一多被害的消息再次震惊全国。7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从延安和南京向闻一多家属发来了唁电。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里的“小解放区”
返回北平前，联大党组织负责人王汉斌等人途经南京，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就设在那里。南方局负责学生工作的组织部长钱瑛告诉他们，党组织虽然从云南回到了北平，但是组织关系不转回北方，继续由南方局领导，同时要在思想上做好内战大打起来的准备。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在北平复学。从南方返回北平的地下党员一共有26人。此外，还有一批在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共25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学时入党，后来通过考试进到清华。这样，在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党组织就出现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属于南方局领导的“南系”，一个是北方局领导的“北系”。这两股力量协同作战，共同团结广大师生开展革命斗争。
这期间，在党组织领导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12月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1948年6月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斗争，等等。
这里着重讲一下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斗争。当时美国政府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驻上海总领事卡宝德都发表了一些非常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说什么：“中国学生是受美国恩惠得到教育，连日常所需的粮食也是依赖美国的慷慨施舍，不应忘恩负义”等等。这些话激怒了广大爱国学生，也让广大教工非常愤慨。在党组织的推动下，1948年6月18日，清华110位教师和职员联合签署了一则声明：反对美国用所谓救济侮辱中国人，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坚决退回救济粮配购证。毛泽东同志后来对此事做了很高评价，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朱自清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今天，这110名教工还有很多仍在校内，我们应该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们学习。
这一时期，清华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在校党员人数曾加到200多人，约占全校2300多名学生的十分之一。党组织依靠自身的严密组织、坚强领导，并通过各种秘密外围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各进步社团，团结了全校广大师生，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清华园里革命活动非常活跃。所以，当时的清华园被誉为国统区里的“小解放区”。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清华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投入到保护学校、反对南迁的活动中。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为了保护北平的一些古迹，12月18日，毛泽东同志让前方派了两名解放军干部访问了梁思成先生，希望梁先生能在图纸上标明北平城内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古建筑，以使之避开炮火。这件事情使梁先生甚为感动，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对保护文物古迹竟如此重视！于是，他和夫人林徽因连夜把他们认为必须特别加以保护的地点，用红笔在军用地图上一一圈出。不仅如此，他还主动率领清华建筑系的部分教师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人员一起动手，把当时尚未解放的一些城市的重点古迹和文物都标记列出。1949年6月，这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印出，并被发送给各路解放大军。至今，清华建筑系图书馆内仍保存有这本珍贵的册子。
为了保护清华、燕京，解放军行进至圆明园遗址时停止了炮轰。在清河一带，解放军战士改用冲锋，增加了很多伤亡。我们应该感念这段历史，我们今天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得来真是很不容易。
转自：《新清华》第1650－1652期，2006年6月23日、6月30日、7月7日，采访/整理程曦
供图：校史馆
（清华新闻网6月30日电）
编辑：诗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