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地下党组织的光荣传统：

联系群众，代表群众，关心群众

校史研究室

　　清华地下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代表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鱼水情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左图为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执笔起草的清华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1） 党组织善于把握党中央在各个历史阶段提出的战略目标，并根据基层实际、群众意愿，通过广大党员提出党的主张。这些主张代表了群众的心声，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使党员和群众真正做到了心连心，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也使党员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如“一二·九”运动开始，时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吼声，这个发自肺腑的呐喊声，当年不仅仅回荡在清华园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响应，而且在北平城里，在全国各地和国际上也得到了强烈反响。

　　（2）党组织善于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组成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社团、班会、学生会等。通过广泛开展党的方针政策、进步理论的学习以及文娱、体育、生活等多方面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学习、共同战斗，使先进分子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使广大群众更加靠近和团结在党的周围。如1936年建立的“民先队”组织，向广大民先队员推荐了一些书目，有《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母亲》（高尔基）、《铁流》、《毁灭》等。又如1936年5月间，在战斗中诞生的清华“海燕歌咏团”成立不到九个月，团员就发展到近200人，该团成立时唱的第一支歌就是《国际歌》。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印在明信片上向国内外广为传播，共销售出20多万张。又如1938年底，联大党组织以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了公开社团——群社，经常举行时事报告会，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出版壁报，组织戏剧研究社、暑期夏令营，下乡宣传等活动，成了宣传党的主张，活跃民主气氛，团结广大同学与国民党反动宣传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又如1947年随着学生民主运动的迅猛发展，广大进步同学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革命理论，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建立了“一二·一”图书馆，通过多种渠道弄来了近2000册进步书刊，包括哲学、历史、社会读物、苏联小说、解放区文艺作品等。这其中也包括不少马、恩、列、斯的重要著作以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还有四五十种报刊，包括党在香港办的《群众》杂志等。许多同学从这里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滋养，走上了革命道路。

　　（3）党组织十分重视对教授的团结、争取工作，并取得很大成效。

　　旧中国，文化落后，教授很少，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校内和社会上都有相当影响，特别是在广大中间、后进同学中影响更大。在斗争中，争取了教授的支持，就比较容易获得社会同情，这样，敌人要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就会有所顾忌。所以做好团结、争取教授的工作意义是很重大的。

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广泛团结清华师生，开展民主爱国运动，图为清华宣传队在海淀。

　　党组织首先根据教授特点，做好进步教授的思想教育工作，以作为团结广大教授的依靠力量和骨干。西南联大时期，1943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邀约联大教授曾昭抡、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吴晗、闻家驷等，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设立了“西南文献研究室”。研究会前后持续近两年，定期聚会，从学术研究逐渐向讨论政治问题发展。在后期着重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介绍毛泽东著作，对与会人员的思想促进很大，因而他们积极关心和支持学生运动，并在党组织协助下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由罗隆基、闻一多、潘大逵、吴晗、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教授任委员。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前后，随着在教授中发展党员的条件逐步成熟，党组织先后发展了李广田、孟庆基、屠守锷等教授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党组织还沟通了张奚若、吴晗等教授与北平党组织负责人崔月犁、徐冰的直接联系，使之为党做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为了争取广大教授对学生民主运动的支持，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地下党组织都会通过各个渠道采取各种方法和广大教授进行沟通，其中最主要是通过当时进步教授来影响和团结广大教授。在关键时刻，通过教授会，发表对学生运动支持的宣言或声明，给学生运动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同时，通过斗争，也促进了师生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了解，共享斗争胜利后的自豪与喜悦，增长了教授与进步学生间的情感。在危急时刻，屡次出现一些进步教授和一些政治上持中间立场但富于正义感的教授以各种方式掩护进步学生、地下党员躲过反动当局的搜捕。

　　此外，清华党组织根据校方领导比较开明的情况，通过各种方式极力争取校方对学生民主运动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态度，并在可能范围内给予某些具体的支持、协助。事实上，相当一段时间里，校长梅贻琦等学校领导，对学生运动持不干涉态度，有几次游行示威后，他们都答应派十几辆大汽车把同学接回学校，并多次叮嘱领队同学，注意安全等。有时，校方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还起了保护作用，在反动当局要搜捕进步学生时，采取对上敷衍应付手法，让进步学生走避。在1948年8月19日反动当局“传讯”进步学生的事件中，校方所采取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应该指出，清华党组织能做到以上三点，还渊源于广大党员及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他们平时无论在工作学习、待人接物各个方面都努力做到品学兼优、以身作则、广交朋友，关心群众疾苦，在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勤奋好学、有正义感、为人正派、乐于助人的人。这样就为党员和群众之间打下了感情基础，党员在群众中就拥有很高的威信。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20世纪30年代的杨学诚和联大时期的齐亮、钟泉周就是突出的例子（详见本篇第三章（五））。在这种情况下，党员一旦遇到危险或困难，许多师生就会出自内心地自发起来保护，许多可歌可泣的场面，至今仍为人们啧啧称道。

　　（《清华革命先驱（上）中共清华大学地下组织活动及组织史要》第五章，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2004年4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新闻网7月12日电）

编辑：襄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