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友对三院的生动回忆（下）
（四）三院与爱国学生运动
高本乐（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6年任上海《新民报》经理）回忆“一二·九”运动中的三院：
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学生大示威之后，北平军警对城内学生监视严密，地处郊外的燕京、清华两校成为学运的支柱。……北平当局为拔除学运据点，于1936年2月29日凌晨，派警察、便衣、保安队对清华大学进行偷袭，逮捕地下党人。他们直扑清华三院，蒋南翔跳窗逃出，立即被军警逮捕，担任纠察队长的方左英（现任南京大学教授）闻讯后，在大操场高鸣口笛向学生报警，亦遭逮捕，姚克广（依林）自城内乘校车返校，刚下车即被扣押。
（高本乐《二·二九纪实——一·二九运动中五千军警包围清华园》，
摘自《清华校友通讯》第16期，1987年）
吴承明（经济学家，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经济系）也曾回忆“一二·九”运动中的三院：
1936年初北平学生举行南下扩大宣传以后，在清华园来了“二·二九”大搜捕。……姚依林是清晨来校参加考试在校门口被捕的，警特们始终没弄清他是谁，他身上带有一本英文《共产国际通讯》，内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上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警特们也未发觉。他和南翔还有被捕的方左英都被关在大门口的校警室里，清华校警则是站在学生一边的。天亮，同学们集中在大食堂，当时我是清华民先大队长，即组织民先队员冲进校警室，把他们三人抢出，隐没入人群。当晚，大批二十九军队伍再来清华园搜捕，南翔由三院食堂的工友掩护，在厨房烤火聊天。这晚被捕二十一人，却没有一个支部、救国会或民先的负责人。
（吴承明《忆蒋南翔同志在清华园的几件事》，摘自《蒋南翔纪念文集》，1990）
李寿慈（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35年考入清华工学院）曾回忆当时在三院华罗庚的教师宿舍参与爱国学生运动的情景：
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约在十一月间，有一次，清华学生会救国会拟了一篇宣言，请同学们签名。那时，我们的活动主要在一院（即清华学堂）。……不久，罗庚到我宿舍找我。……罗庚来了，轻轻地招呼我到他那里去玩．那时他住在三院平房里，一人一间，比较安静。我们坐下来后，他说：“那张海报宣言我看到了，内容很好，我赞成。你敢于在领衔处签名，很有勇气，这很好。”
不久，罗庚在他的房间里多搭了一张床，对我说：“如果风声更紧，你就到我这里来住吧，教师宿舍会安全一点。”我同意了。
……
当时天色已经微明，我在残雪地上跑了一段，到何处去？外面各学生宿舍、校医院、图书馆影影绰绰地都有军警在活动。二院当然回不去，就想起了罗庚的嘱咐：“万一有危险时，到我宿舍避一避，”于是我就快速走进三院，闯进了罗庚的宿舍。
令人吃惊的是：罗庚的宿舍也来了军警。罗庚在床上坐着，三个军警在询问他什么。他们见我进来，都吃惊地看着我，当时气氛的确十分紧张。一个好象是当官的警察向我大声问：“你是什么人？”我立刻镇静下来说；“是学生，外面闹得很，哪儿都不准走，只好到华先生这儿来休息一下，顺便问问华先生一些大考的数学问题。”“有学生证吗？”警官迫问了一句，我大声地说：“有！我叫王乃粱，一年级新生。”一面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王乃梁同学的借书证递过去。几个军警凑在一起看证件，这时，罗庚开口了，他高声叫道：“密斯特王！先坐下来歇歇吧！”军警们停下来听我们谈话。罗庚接着问：“有什么难题做不出，一大清早来找我？”我回话：“是啊！就要考试了，学校里还闹哄哄的，温课的时间都没有了，真烦人！”，三个军警看罢学生借书证，又看了我一眼，这才把证件还我，还对罗庚说了一句：“对不起，打搅了！”这才拉门一齐出去。我关上了门，坐到罗庚为我准备的床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这时，他舌头一伸说：“好险啊！”
（李寿慈《深切的怀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怀旧并感念华罗庚》，摘自《清华校友通讯》第13期，1986年）
（五）陈岱孙先生关于三院的一封信
1987年，《新清华》开辟“清华园风物志”连载，由校史研究工作者黄延复撰文，陆续介绍一些校园风物、建筑等。其中《三院》一篇刊出后，著名经济学家、老校友陈岱孙先生写来长信，对该文作了重要的更正和补充。陈岱孙是清华1920级校友，后又曾长期任教母校，并担任法学院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曾受梅贻琦校长委托，作为接管北平校舍的负责人先期北上，“三院”条目中所谈的许多内容都是他亲手处理过的。《新清华》全文刊发了来信，并在后来结集出版的《清华园风物志》一书中，对相应表述作了修正。
陈岱孙先生关于三院的一封信。
清华校史编研组同志：
《新清华》1987年3月20日第945期《清华园风物志》中关于三院一条中有失实处，事关信史，冒昧提出下列意见：
（1）三院第一排是教室，第二、第三排是学生宿舍，第四排是食堂及厨房。20年代改办大学至1937年抗战起时，一直作此用途。第一排仍作为教室，但非文学院专用教室。宿舍、食堂仍为三院的组成部分。
（2）抗战胜利，在昆明的清华办事处1945年秋派组一委员会接管北平校舍，于是年10月先接管了校内东西向小河南岸所有校舍。河北校舍一直等到1 946年春日本军医院撤出河北区，伤兵全部遣返，才由接管委员会接收。
（3）三院一排后面的宿舍、食堂是在1946年春天接管委员会接管后即拆除的，不是“全校复员以后”，全校复员是在1946年夏秋间。
（4）拆除不是由于“建筑新教师宿舍缺乏材料。……用以建造了胜因院教授住宅共40所”，而是由于在日占期问，破坏严重，经当时负责修复校舍之基泰工程司检查认为危险房屋，不值得修理，故决定拆除。
（5）当时重庆教育部拨了一笔修缮专款。此款完全用于修缮原有之校舍，没有一文拨作建造新校舍之用。三院拆下之材料也有拨作修缮原校舍之用者，但也没拔作建造胜因院新住宅之用。
（6）胜因院全部住宅的全部建造费用，由接管委员会援南开大学之例，向当时设在北平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分署申请“以工代赈”协款支付。除了买地一项由教育部拨款中支付外，其余一切工料都来自救济总署以工代赈的协款。这件事，清华应该有档案可查。
专此，井致
敬礼
陈岱孙 1987.4.14
（原载《新清华》第949期，1987年5月15日）
（清华新闻网1月3日电）
供稿：校史馆 编辑：徐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