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媒介技术已经浸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的病毒引发了人与动植物、微生物以及非生命物质关系的审思。我们何以思考人类的境况？异源物种之间何以共生，乃至共情？3月26日，第三届媒介物质性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论坛以“人类之后，未来之前”为主题，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开展了一场跨越时空、跨越物种、跨越人类的关于媒介物质性的讨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表示，此次论坛连接新闻与传播、哲学科学史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为新闻与传播学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也为新闻与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打开了新的通道，各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不断被打破。当下，媒介物质性研究要解决的仍然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学术研究能够通过更多元的视角把人类和媒介进行有机再联系，充分激活新闻传播的学术想象力。
深化本体研究，关注媒介生态发展误区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从如何理解技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什么是技术的单调化、技术单调化如何形成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技术哲学的单调化问题以及如何去除单调化。他认为，技术单调化是指把技术等同于单调的工具技术，技术成为人类起源的关键要素，但是技术被单调化、被边缘化后，很容易产生忽视工具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联、忽视身体技术等问题，难以发挥技术应有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姜宇辉以电子游戏小梦魇为开端，将游戏中的“黑暗”特性和媒介研究相结合，指出当下技术使人类社会陷入了黑暗混沌、不真实的境地。他结合电子游戏对“暗黑生态学”进行反思，认为如果技术发展愈发趋向于“暗黑”，那么如何重新唤醒主体就是人类应重视的问题。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以媒介研究的“后视镜”“前视窗”和“重新理解媒介”三方面为背景，探讨了媒介研究的三个问题：即如何理解作为“中介”的媒介、媒介作为中介的运作性建构和媒介作为角度的问题。他认为，媒介具有中介力量，具有连接、转化和生成的作用。这些可能性使媒介塑造了人和媒介的关系，使媒介通达到不同世界，并促进了人类的视觉、听觉和交往行为的达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指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存在三种“可见性”：媒体的议程设置、受众的“关注度”、媒介技术控制的后果。“可见性”的批判路径来自于福柯与法国科学哲学，然而在媒介本体论的语境中，这些观点的局限性在于无视媒介的存在所导致的后果。媒介的可见性作为媒介的重要特征，是身处媒介之中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其既是对存在的表征，又是对存在的型塑，因此注定是以表象意义上的正确、合理、有用等因素取代存在本身。媒介的呈现意味着用高度明晰的可视性掩盖了其组织和建构世界的本质，因此媒介的可见性恰恰意味着遮蔽和不可见性。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振明指出，在德布雷媒介学视角下，传承不再是单独媒介的媒介化结果，而是由人（组织机构）和非人元素（技术支撑）搭建的中介化网络促成的；媒介本体也不再是具有本质性特征的大众媒介，而是呈现出关系性质特征。媒介学需要在关系的层面上来研究传承中不同动力元素的中介化作用，以内动的视角来观察通过中介化所实现的文化传承。
聚焦新媒介语境下“人”的主体性变化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袁艳认为，技术图像——即那些“由装置创造的图像”，与传统图像的区别就在于“装置”和“程序”替代人成为图像生产的主体。这一概念颠覆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开启了通向媒介物质性的图像研究。从织纹的生产机制来看，装置和程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现代图像技术，它不仅蕴藏着最早的二进制思想，也有自身的程序和专属的程序员，甚至还对计算机的发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打开了技术图像研究的又一个盲点，并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技术图像的过去和未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以自然和文化为切入视角，探讨媒介的物质性。她认为城市作为媒介承载的交流实践，一直在物质现实与符号想象之间穿梭往来。数字技术的崛起使得物质性和虚拟性之关系呈现出史无前例之状态。在这个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设施的交流系统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以智能终端为媒介实现连接、转换，不断生成出新型状态。在这种人-机共创的系统中，人类不可能单独承担主体角色，技术机器系统的有机化，意味着必然催生非碳基生命的主体形式。数字技术系统的出现，正在造就一种新人类——人-机共生主体。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学研究所滕乐认为，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当我们深究具身传播相关领域的研究时，从传播心理学视角出发研究“外向型具身”（outwards-facing）和“内向型具身”（inwards-facing）两大理论体系，在认知对象、认知主体和元理论层面存在着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制约着具身传播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整合与发展。她认为，从传播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整合外向型具身和内向型具身两大理论体系，需要从心理学层面对于不同层级的传播行为进行拆解，探讨双向具身性在不同层级的传播行为中，如何降低人类传播中固有的“自我中心性”的困境。
重视媒介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潘霁从传播基础设施理论（CIT）入手，探究上海居民社区的线下公共空间能否整合“上海发布”等官微矩阵生成的多种线上叙事网络，及整合叙事网络作为传播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居民社区的认同。他认为，线下空间对邻里交往的支持程度促进了居民与基层官微的连接，形成的叙事网络发生整合，提高居住者对社区的认同。与传统媒介使用效果研究范式偏重去空间场景的符号传输不同，将城市空间“开合”不同的沟通属性，纳入到对数字媒体日常“连接”效果的研究视野，为理解微信基层官微与线下公共空间装配共同构成城市传播基础设施的机制提供借鉴经验，更为研究范式的转变指明了未来方向。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秦兰珺认为，当今人们对城市的体验，愈发被嵌入了“本地服务”和“出行导航”功能的城市数字地图，但城市数字地图并非中立的工具。研究发现，一方面在地图厂商运营需求、地理媒介“定位”逻辑、现代商业观念的过滤下，城市数字地图忽视了位于城市“边缘”的生活形态；另一方面，在POI推送和本地生活信息服务的双重作用下，特定物理地点及其流量生成逻辑正愈发受到数据体制的形塑。在“城市更新”和“打卡经济”的双重趋势中，借助数字地图生产出来的“流动空间”正在信息、人员和资本的流动中形成，它将信息和资本的全球化逻辑接入地方的城市空间，并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制造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空间权力的不平等。
科技人文碰撞引发媒介环境深度变革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胡翌霖认为，元宇宙有超越自身并反身自指的特性，这种特性蕴含在从岩洞壁画以来的技术史趋势之内，其并不追求逼近现实而是要超越现实——人们之所以会移居元宇宙，正如人们移居城市。元宇宙是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学打破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媒介技术环境本身，就是现实与虚拟相交织的。人类通过技术革新不断重塑周边环境，元宇宙是信息革命所创造的新环境，新环境反过来为旧环境重塑秩序。中国传媒大学移动互联与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韩霄聚焦豆瓣平台的“时间机器人”，试图以“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分析它们与数字化生存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深入挖掘智能媒介技术背后的时间性意涵。其将“媒介时间先决性”这一理论框架引入社交机器人研究中，认为其有助于在现今媒介环境中以“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重新理解海德格尔的“时间与存在”理论。她认为，“时间机器人”跳脱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时间“加速”制度和“时间媒介化”的范式讨论，最终将引发立足于后人类主义立场的思考：在智媒时代，人类是否依然是（时间）机器的主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璟薇进行论坛总结发言。发言以代表性文章为线索，回顾了2019年至2022年的“媒介物质性”研究发展历程和主要成果。她表示，本届论坛，学者们以“媒介+物质性”为视角，从媒介的范畴与定义，人、媒介与技术的关系，新方法与新视角等维度对研究议题进行了新的扩展。在此基础上，未来媒介物质性研究在时间性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新的跨学科视角与议题等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磊和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章戈浩发表闭幕主题报告《批判的媒介物质性研究》，从媒介物质性的视角对战争进行反思和批判。章戈浩谈到，对于媒介物质性的研究蕴含无限批判的可能性。媒介和战争并不只是表征关系，媒介从某种意义上存在着战争的先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媒介的先验。未被书写的技术规范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张磊认为，战争将技术媒介和有机生命合而为一，并以俄乌冲突为例详细分析其具体结合机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表示，本次论坛丰富的选题将新闻传播学带入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开拓了新的视野和研究路径，将“边缘物”变为“中心物”。他从“避免泛媒介化”和“避免琐碎化”两方面为媒介物质性研究提出了思考，希望媒介物质性研究能够有更宏大的理论关切和更深入的人文关怀。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