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当乡村振兴新阶段遇到百年未有大变局，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满足哪些新要求？如何规避各类风险？为此，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
张红宇多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等重要文件起草。此次采访，他强调，在进入“十四五”开局之年，牢牢把握农业产业安全主动权，就需要强化农业风险管理，将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1识险农业产业安全的主动权要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产业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产业安全最重要的是总量安全。农业产业安全必须坚守的最重要底线，就是中国农产品最大程度的充分供给
●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安全的内涵表现在供给充裕、效益良好、绿色发展、可贸易四个方面
●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处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大国而言，农业产业的结构性风险需高度关注，既要让大家吃饱，也要让大家吃好
记者：近些年，中央多次强调农业产业安全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指明要保障粮食安全、种业安全等。农业产业安全为什么会被反复强调？
张红宇：产业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无论从中国任何发展阶段观察，保障农业产业安全，保证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市场充分供给，都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要求，历史上，正是以农为本的重农政策、生产理念，以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保障了千百年间的农业兴旺、供给充裕、国泰民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投入强度更决定了农业经济运行的质量，农业运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了农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村稳则社会稳，农民富则百姓富。
“十四五”时期，对农业产业安全这一问题的认识定位更要深化。
从国际环境看，作为开放的国度，国际形势变动会对一个国家的农业产业安全影响重大。相互分工、相互连通与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性。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历程，如今，国际市场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资源因素日益成为农产品安全可获得性的决定因素，但他国的经济社会、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等引发的连锁效应，在全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放大了未来的潜在风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要扩大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也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忧患意识。
从农业自身发展规律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业发展越来越在功能、业态和实施路径诸方面表现出新的内涵外延，逐步形成了以供给充裕、互联互通、共享共生、绿色安全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农业新趋势。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区域的开放性、产业业态的融合性都更强，因此，现代农业生产除了要面对自然风险和疫病风险，还容易遭遇更多的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贸易风险，给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压力。所以说，新形势下的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风险点更多，也需要更加强调风险意识。
记者：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也是今年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化趋势下，农业产业安全是否有些新标准？
张红宇：这种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安全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必然有一系列的衡量指标。但最重要的标志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供给充裕。产业安全最重要的是总量安全。保障农产品总量体现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决定着应对复杂多变局面的底气，奠定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这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的“三农”工作重心之一。二是效益良好。让从业者有稳定的收入和预期，是实现产业安全的基本要求。三是绿色发展。产业安全的可持续性要求保障长期产出能力，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资源环境与物质产出的均衡。四是可贸易，即产品拥有畅通供给、贸易的能力。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各类因素交织在一起，能否通过国际贸易市场弥补农产品供给缺口充斥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记者：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应该在哪些方面格外注意？
张红宇：农业产业安全必须坚守的最重要底线，就是中国农产品最大程度的充分供给，特别是粮、棉、油、糖、肉主动权要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此外，农业产业安全有方方面面的指标，不是只有产出能力。归根结底，农业产业安全就是对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掌控，从田间到餐桌，能否确保产业链供给链不出问题，这是农业风险管理的本质。因此，应该立足保证国内粮食供应链正常运转，维持农业生产秩序，维护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减少贸易限制。产业结构要优化，不仅口粮不能仰仗国际市场，其他重要农产品也要千方百计提升自给率，做到有备无患。
从我国农业进出口结构看，尽管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农产品产出大国，但也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2020年，中国的粮食再度获得丰收，总量达到6.7亿吨，肉类、水产品的总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人均也分别超全球平均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发展战略在实践中落实得很好；但按全口径农产品进口数量观察，中国农产品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30%以上，特别是大豆去年进口历史性突破一亿吨，进口依存度居高不下，形势令人担忧。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处于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大国而言，农业产业的结构性风险尤需高度关注，既要让大家吃饱，也要让大家吃好。
2析险大国小农格局带来结构性产业风险
●粮食安全现实矛盾当前主要表现在资源困境、科技困境、市场困境三方面，市场困境的形成和资源条件相关联
●以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经营结构将长期存在，大国小农的格局将长期持续。单纯靠农业收入让普通农户增收致富的难度很大，影响农户务农积极性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均农地资源非常有限，依靠现行的直接补贴来促进农民增收，要考虑可持续性
记者：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风险。造成我国农业结构性产业风险的主要矛盾有哪些？
张红宇：国家农业产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不仅面临短期矛盾，也有长期挑战。与产业安全所要求的多元需求相比，当前现实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困境。中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农情客观存在，且后备农业资源不足，农户数量多，户均农业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配置效率都不高，大国小农的格局将长期持续。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提升，对农产品不仅有总量的需要，更有质量和多元化的需要，反过来加大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二是科技困境。中国粮食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和粮食产出强国相比还有差距，2019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单产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3%、65%、54%和52%，尖端农业科技缺失，基础性农业科研水平距发达国家尚有明显差距。
三是市场困境。粮食生产成本高效益低，资源性农产品在全球缺乏竞争力，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此外，从农业发展内部看，由于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总量、质量、品种结构调整难于兼顾。
记者：科技和资源困境，有长期的历史或先天条件因素影响。市场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张红宇：其实也和资源条件相关联。以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经营结构长期存在，因为缺少规模性，如今单纯靠农业收入让普通农户增收致富的难度很大，严重影响农户务农积极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计算，201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仅相当于二三产业的21.9%，且提升速度趋缓。农业收入增长困难，比重呈下降趋势。粮食产出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制约着农业生产主体投入生产的积极性，影响着这些农业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也给农业产业安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记者：可否考虑通过补贴方式提高农业主体的积极性？
张红宇：我国的农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构成，从比重上看，收入来源主要靠外出打工和从事农业生产所得构成。这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国家财力雄厚，特别是中央强调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国家通过转移性支付，也对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均农地资源非常有限，如果单纯依靠现行的直接补贴来促进农民增收，要考虑可持续性。
当然，这不是说财政不需要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相反，我国人多地少、农产品需求量巨大，因此保证农业产业安全要体现在基础设施、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保险支撑以及用地、人才保障支撑上，保农业产业安全需要加大投入力度。
3化险要想“粮猪安天下”须促进集约化生产
●四川应尽快实现“粮猪安天下”的责任担当，粮食生产要稳定，生猪应尽快恢复产能
●农业越是增收困难，就越要顺应农产品现代化要求，在经营形式、制度设计等方面想办法。对于粮食而言，促进集约化生产，才能有效降本增收
●把风险防控与主体发育结合起来，促使风险管理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形成命运共同体，构建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助力农业上规模提质增效
记者：四川在化解农业产业安全风险上，该如何扬长避短？
张红宇：四川作为人口大省，农业资源人均禀赋并不富足，小农特点尤为突出。除此之外，四川农业天赋资源类型多样，成都平原和周边丘区山区的农业，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产业类型都呈多样化状态。但在需求端，四川对农产品的消费量一直较高，尤其是肉制品人均消费、总消费都较高，导致生猪产能无法满足自给需求。
四川该如何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产业安全？我首先还是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要稳定，二是生猪尽快恢复产能。四川是我国人口大省，也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应尽快实现“粮猪安天下”的责任担当。
此外，应该牢牢按照中央要求，在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下，根据农业多元化的禀赋，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比较优势，围绕平原农业、丘区农业、山区农业做大文章，在发展特色产业方面，大做文章。尽快恢复生猪产能，让川猪安天下再度辉煌。与此同时，抓蔬菜、茶叶、柑橘、药材等多元化农产品产出。
记者：四川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有什么突破口？
张红宇：农业产出能力的提升，既需要通过维护耕地数量保产业总量，还需要通过质量和潜力的提升实现粮食资源的永续利用。保障耕地数量，要确保耕地红线任何时候都不可逾越。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撂荒等行为，严格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充分挖掘保供潜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要让从业者有稳定的收入和预期。
记者：撂荒发生，和四川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粮食等资源型作物收益不高也有关系。
张红宇：农业产业安全取决于外部投入、制度设计、政策因素制约，也受农业自身资源禀赋、经营形式、利益机制等内因影响。农业越是增收困难，就越要顺应农产品现代化要求，在经营形式、制度设计等方面想办法。对于粮食而言，促进集约化生产，才能有效降本增收。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就要加强集约生产，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坚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促进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此外，也可以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土地经营进行托管、半托管，在不愿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普通农户与现代化大生产之间搭建桥梁，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达到服务规模化效应，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既解决小块土地经营无效率、土地季节性撂荒甚至全年撂荒问题，也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后“谁来种地”“地怎么种好”、大国小农奔向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进行探索。
记者：“粮猪安天下”，生猪恢复产能提高效益应该注意什么？
张红宇：畜禽生产经营方式同样需要规模效应，才能保障肉类供给，防控动物疫病，节约养殖成本，减少农村面源污染。但上规模需要资金，因此可以创新融资渠道，比如，可以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土地”等多种方式，实现供给保障、环境友好双重目的。
记者：一些农业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给他们融资，应该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
张红宇：由于一些农业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农业风险管理应始终强调“减损”功能，同时强化“预防”功能，即建立主体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提升政策组合的效率。加强数字技术等工具的应用，以及多种风险防范工具的组合方式创新，推进“金融+保险+期货”，把风险防控与主体发育结合起来，促使风险管理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形成命运共同体，构建完善适应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满足农民及广大农业从业者生产生活愿景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