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一流大学的担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2-27 张肖阳

1月24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会上，清华大学倡议并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共商一流大学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些大学纷纷响应倡议，联合发起成立“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一流大学要有一流担当。清华希望通过发起这一联盟，搭建一个全球合作平台，在各界协同自下而上积极行动的浪潮中发挥大学在知识、理念、文化、科学及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新引擎

2015年通过、2016年4月在纽约签署的《巴黎协定》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进入新时期，通常被称为“后《巴黎协定》时代”（Post-Pairs Era）。《巴黎协定》在《哥本哈根协议》基础上提出，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减排责任的“自下而上”治理模式，采取“连续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形式，鼓励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进行多边合作。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指节能减排中的非国家行为者，如城市、州、地区、公司、投资者和基金会，以及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后《巴黎协定》时代，联盟是对联合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号召的积极响应。

在《巴黎协定》签署之前，既有的多边谈判与自我组织治理措施呈现出相互排斥和竞争局面，而且非国家行为体也缺乏有效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伴随《巴黎协定》的签署和落实，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已逐渐形成一种“混合多边主义协调机制”（Orchestration），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气候政策架构，将各国NDCs与《巴黎协定》第十三条中规定的透明度框架（Transparency Framework）结合起来定期审查，旨在确保各国通过使用相似的指标和共同的格式协调NDCs数据。这种结合实际上赋予非国家行为体以实施者、监督者和审查者等新角色，使之能够发挥未曾有过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理查德·金利（Richard Kinley）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已逐渐构成气候变化缓解和应对的“引擎”，帮助界定气候变化应对和治理模式的新常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这标志着气候变化政治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前者意味着各国把议题纳入到政治议程之中，后者表明气候变化政治已经落实到制度建设和公民日常行为之中。毫无疑问，联盟的发起和成立，成为这种转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引领全球气候变化政治摆脱困境

2018年11月，联合国发布一年一度的《环境排放缺口报告》（Emissi ons Gap Report），再次重申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有来自133个国家的7000多个城市和42个国家的245个地区，以及6000余家总收入至少达36万亿美元的公司承诺采取缓解行动。而联盟的成立意在发挥大学在知识、理念、文化、科学及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高校层面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这一国际学术界的强强联手，也为其他非国家行为体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共识作出新典范。此外，它也打破以往在单一国家中的城市、地区和公司企业发挥作用的模式，通过一流大学平台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组织起来共同努力。

联盟的成立对于稳定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变化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自2017年1月上台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便提出《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大幅削减气候变化政策和科研项目预算，并任用反气候变化官员掌管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他还于同年6月1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意图废除《清洁电力计划》。联合国和包括美国传统盟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纷纷谴责这一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和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首脑纷纷表示对美退出《巴黎协定》的失望态度，李克强总理也重申中国在《巴黎协定》中所做的承诺。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为国家行为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为复杂和激烈的利益博弈。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气候变化问题既不会以国家疆域为限出现，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和治理也不可能举一国政府之力来完成。即使存在着一些“超国家机构”，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也面临资源不足、统筹和执行能力每况愈下，并“可能因国家集体甚至单个国家的行动而陷入瘫痪”的局面。因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诸如联盟一类组织的成立便具有引领全球气候变化政治摆脱困境的意义，正如墨西哥前总统费利佩·卡尔德恩所言，非国家行为体是“在许多情况下超越国家政府行动的新行为者”，代表着“在一个政治不利的世界里的一种新愿景”。

探索和平发展新路径

联盟试图把包括中美学者在内的世界学者联合起来，致力于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事实上，既便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这一行为也不得人心，例如美国多个州已经联合成立“美国气候联盟”（United States Climate Alliance），以便继续贯彻其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在2025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少至2005年26%—28%的减排目标，同时实现或超过《清洁能源计划》设定的目标。至2018年3月，美国已有16个州和波多黎各自治邦加入这一联盟，有200多个城市的市长和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宣布，继续履行和支持《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在《华盛顿邮报》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9%的被调查者反对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仅有28%的人表示支持。可以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后《巴黎协定》时代，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必须在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为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发出的声音，也标志着中国的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联盟成立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远远超出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成为人类为了共同命运团结起来，一起追求和平发展新路径的一种探索。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