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周五。和每个周五一样，可以上学、上班。但送别杨振宁先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王东峰牵着孩子的手，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外的队伍里。他们随着长长的人流缓缓移动。小男孩手里捧着一束白花，卡片上写着“杨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落款是孩子的名字。

10月24日上午9时，天气阴沉，北京气温很低。八宝山革命公墓外，车流人流不息，接送人员的大巴车沿着马路延伸，一眼望不到头。

公墓的几个大门前都排起长龙，人们身着素衣，手拿印有讣告的白纸，远远望去像一条条漂着白花的黑色河流。

他们来到这里，做这件唯一的事——送别。

当天上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10月18日，这位“纯粹的科学家、坚定的爱国者”在北京逝世，走完103岁的科学人生。

之后，在他倾力创办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在他出生的地方安徽合肥四古巷，在他工作过33年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在他任教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学……人们送上花束，留下卡片，以各种方式寄托追思。

杨振宁或许是他们的亲友、师长、同业。但于更多自发送别的人而言，杨振宁是与他们素无交集的人。

这也应和了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中的那句话：“您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懂的人不多；您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白。”

“我在送别一颗星，也在走自己的路”

杨振宁去世后，他倾注心血创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高研院”）专门开放了缅怀室，接受各界友好人士吊唁。

很快，清华高研院一层的长廊就摆满了鲜花。

其中有三束，来自住在上海的黄誉程。他今年28岁，杨振宁是他神交已久的“人生导师”。

第一束花，是10月19日让外卖员送的。花顺利送到了，但他仍觉得不够。

“一个对我这么重要的人离开了，如果不去现场，我会后悔。”黄誉程21日一大早动身前往北京，因为没能预约上清华大学入校，他22日才真正走进清华高研院。

黄誉程又买了两束花。一束代朋友送，一束为自己送。他在卡片上写道：“感谢您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一切，您的智慧一直在照耀和引领着我。愿您一路走好，精神永存！”

杨振宁对他有特殊意义。说来奇怪，但确实如此——很多个迷茫得无法入睡的夜晚，他靠着看杨振宁的采访、讲座和视频来汲取力量。

黄誉程一度不知道人生该如何度过，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课题是什么。一次，他刷到了一则杨振宁的视频。视频里，杨振宁讲道，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品味）。

“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他开始看更多的视频、采访，走近这位百岁老人的智慧人生。

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杨振宁说，每个人有天生的对于某些东西的偏爱，对偏爱加以培养是很重要的。如何看待生命？杨振宁说，个人在整个宇宙当中是非常渺小的，但并不代表他就不必或者是不应该去想办法做出来他能做的事情……

近一年来，杨振宁是那个在黑夜里为自己点灯的人。得知杨振宁去世时，黄誉程觉得很懵、很无助。“就像一棵大树突然倒掉了，我心里空了一块。”

从缅怀室出来后，黄誉程走得很慢。“我在送别人类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星星，我也在走自己的路。”他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

宋奕霖从更远的地方来——新加坡。

他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念硕士，研究方向是微电子器件设计。

得知杨振宁去世时，宋奕霖正在吃午饭。“当时就没什么胃口了，拿筷子的手都有些颤抖。”他曾经有一个愿望，想亲眼见到杨振宁。“现在这个愿望再也实现不了了。”

宋奕霖崇拜天才。初中刚学物理时，老师就跟他们讲，杨振宁和李政道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上了高中后，宋奕霖开始尝试了解两人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又听说了杨振宁与米尔斯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这可是与麦克斯韦方程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相媲美的最重要的基础物理理论之一，我更崇拜他了。”

中国人也可以将名字写入世界科学史史册。正如杨振宁所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宋奕霖坦言，小时候比较天真，想成为像杨振宁那样的人。后来他意识到，想达到杨振宁这样的成就，谈何容易。

最终没有继续学物理，但宋奕霖还是选择了和物理相关的微电子专业。“杨振宁先生算是我最开始的那个引路人。”

看到清华大学开放缅怀室的消息后，宋奕霖临时决定去一趟北京。10月21日中午，他从学校出发，先到吉隆坡中转，凌晨到达北京，在大兴机场待了一晚上。22日一大早，他去往清华大学，为心中的天才献上花束。

“能送先生一程，已经心满意足。”宋奕霖说。

“还是想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清华大学电机系研究生黄舒曼带着几位大一新生来到缅怀室。

每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都会集体观看原创话剧《马兰花开》。它讲的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故事，剧中也多次提到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

黄舒曼轻声地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每个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会被两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触动，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是邓稼先给杨振宁信中的一句话。

50年后，在自己百岁时，杨振宁讲起这句诗。他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杨振宁将自己的人生比作一个圆，从清华园启程，波澜壮阔大半生，又回归故土。2003年，81岁的杨振宁由纽约石溪迁回北京清华园定居。他将住所取名为“归根居”，在诗中写道：“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所说，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一半是他的家国情怀。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新中国访问，掀起大批华裔学者访华热潮，被视为架设中美学术交流桥梁第一人。1996年，为协助清华大学创建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清华高研院），杨振宁捐出积蓄房产，行走多方募集资金，积极参与人才选聘、经费筹集、发展规划等各个环节。

在他的邀请和带动下，许多优秀的世界级科学家陆续加盟，推动清华高研院在理论凝聚态物理、理论计算机、天体物理、密码学等领域形成一批重要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杨振宁是“定海神针”，帮助清华大学引进了“一批原本不可能回来的大师”。

“他的回归，对国家和清华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缅怀室外，一位清华大学80多岁的老教授动情地说。

天色将晚时，“清华家属”赖薇莉赶来了。她的丈夫王龙几年前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

王龙曾在美国IBM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科研方向是可信计算和分布式系统。2021年，他得到回国工作的机会。当时，夫妻俩已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回国意味着房产、事业、交际圈，统统抛弃。

但赖薇莉没有二话。“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有中国根。在国外，好像不管做出多少成绩，都是在给别人打工。还是想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她的眼中泪光闪动，“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受到像杨振宁先生这样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感召。所以，杨先生走了，我们要来送一送。”

“给他们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赖薇莉其实来了两次，每次都是带着孩子来。

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看起来还懵懵懂懂，拿着介绍杨振宁生平的册子走出缅怀室。大一点儿的哥哥前一天已经来过一次，他在门口等待妈妈和弟弟。哥哥大声说：“我当然知道杨振宁，我们科学课上学过。”

但他或许不知道，这位课本上的科学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父母的人生选择。

孩子们还小，不懂悼念是什么意思，但赖薇莉希望给他们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也许过了很多年后，他们会回想起这样一件事，曾经吊唁过一个伟大的人。”

和赖薇莉一样，王东峰也想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他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10月24日一早，王东峰带着孩子从位于五道口的家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告别仪式。

他以孩子的名义买了花，还在几天前送了孩子一本杨振宁的传记，小朋友已经读了几十页。

站在送别队伍里，他回忆起2009年的一段往事。

当时他刚来北京，还是一名学生。看到“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去世的消息后，和很多普通人一样，他自发去了设在北京航天大院的灵堂。“钱老的家就在航天大院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他去世后，一楼被改成了灵堂，接受公众吊唁。”王东峰回忆，在那栋小楼的一楼，他进门献花鞠躬，瞻仰了钱学森的遗容，和钱老的家人握了手，说了保重。

此刻，时空重叠了。他牵着正在读三年级儿子的手，送别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和他一样带着孩子参加吊唁的普通人不在少数。王东峰说，这些自发的送别，体现了一种对科学家的敬重、对爱国者的敬重，也是一种对精神传承的期许。

杨振宁曾说，科学的发展，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它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杨先生是现世成就最高的华人科学家了吧？”10月24日，八宝山外送别的队伍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

“是啊，再没有了！”有人答。

“会有的！正有小朋友在为此努力。”王东峰轻声接了句，笑着看向儿子和他手中的花。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