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发展政策执行应时而变 机制创新势在必然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3）》发布
清华新闻网1月14日电 1月10日，由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完成的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3）》在北京发布。2013报告对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执行和制度创新进行了全面评估、分析和总结，旨在为中国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和帮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中国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发布会上致辞。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英国首席科学顾问、政府科学办公室主任、牛津大学企业环境学院院长、利物浦大学校长大卫·金教授结合各自领域分别做了专题报告。
图为与会嘉宾听取报告。记者 智 斐 摄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齐晔教授介绍了报告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研究员，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经贸委原司长白荣春对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做了相关专题报告。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报告的研究内容，认为报告对我国低碳发展政策执行模式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对制度创新途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以翔实的数据和专业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中国低碳发展的成就及对世界的贡献，对我国低碳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图为发布会现场。记者 智 斐 摄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3）》的研究显示，2011年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增至7362 MtCO2（百万吨二氧化碳），比上年增长7.9%。2011年，中国水泥生产过程排放增至992 MtCO2，两项合计为8354MtCO2，人均碳排放6.20 tCO2/人（吨二氧化碳/人），仍远低于欧盟、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美国水平。
中国低碳发展过程中，在节能、风能和光伏三个领域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节能政策执行是基于政府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模式；风电开发是在政府引导下、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执行的模式；太阳能光伏是自下而上的企业—产业推动模式。
“十一五”以来，中国节能监管和政策执行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节能目标责任制的建立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专业工业管理部门为执行主体的、“条”为基本架构的政策执行体系，转变为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执行主体的“块”型体系。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节能监管体系中最为重大的结构性变革，也是近年来中国低碳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制度创新。
“十一五”期间，中国累计能效投资8224亿元。中央财政在能效领域投入1044亿元（占8824亿元的12.7%），地方财政投入529亿元（6.4%），社会融资共计6498亿元（79%），国际资金投入153亿元（1.9%）。“十一五”期间，能效投资形成节能能力4.1亿tce（吨标准煤），为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19.1%的贡献度达到64%。“十二五”能效投资需求为12358亿元，比“十一五”的投资规模增加50%左右。能效投资可形成节能能力3.8亿tce，为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目标贡献57%的节能量。尽管“十二五”能效投资的需求大大提高，但能效投资的边际节能量将会下降，“十二五”节能任务艰巨。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开发商，银行贷款是主要资金来源。在2011年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的总投资中，开发商的资本金占比22.5%，银行贷款为76%，而政府补贴为1.5%。风电融资是典型的政府引导融资模式，中央政府在风电融资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光伏发电融资是由制造商推动的融资模式，制造商和地方政府在促进光伏国内应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制造商和地方政府推动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国内应用市场。“十二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应用投资需求总计约1.8万亿元，比“十一五”时期增加37.5%。现有的融资模式难以满足大规模发展分布式发电的资金需求。
低碳发展试点是中国低碳发展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关键途径。地方政府充分利用领导优势、规划优势、执行优势和资源优势，推动了低碳试点工作的发展。两年来，低碳试点在能力建设、低碳发展手段、低碳内涵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并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各种模式。然而，目前各试点低碳规划和发展手段雷同，发展目标尚不够远大。
创始于2010年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是我国首部综合性、专业性、原创性的低碳发展研究报告，报告编辑委员会包括我国多位著名的能源和气候变化专家。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简介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与国际气候政策中心合作建立的学术机构。中心专门从事气候政策与低碳发展研究，开展政策绩效评估和有效性分析，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供稿：气候政策研究中心 编辑：范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