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记者 杨鹏成

2022年，张国刚走上大学讲台整整四十年。四十年来，张国刚于书卷之中史海勾陈、于讲台之上挥斥方遒；在史学研究、史学科普和教育教学领域硕果累累。张国刚研究的是历史，他自身的经历更是一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书。

少年成才，踏实做事的史学新秀

“我小时候喜欢听奶奶讲故事，奶奶没有故事可讲了，我就找书看。”时至如今，他依然不会忘记那段童年时光。然而，曾想学物理、在中小学期间连历史课本都没有的张国刚不会想到自己将迈入史学研究的领域，也不会想到儿时喜好读书的习惯对他影响终身。

1976年，张国刚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并以全校总分第一名、古汉语100分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学位。1980年，硕士二年级的他在《南开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从此开始了历史学研究之路。

“古人讲，一个人做事要志大心小。”张国刚在回忆年轻过往时，总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信手拈来，将自己的小历史融入到了大历史之中。所谓“志大”，即志向远大。1981年，张国刚就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刊物《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长篇学术文章《唐代监军制度考论》。所谓“心小”，即小心谨慎。为写这篇文章，他花了三个月时间通读了1000卷的《全唐文》。

正是这般刻苦精神，张国刚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1983年，27岁的张国刚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获得中古史学界前辈宿彦的奖掖，破格提拔为常务理事之一；1984年，张国刚作为最年轻的史学学者获《历史研究》纪念创刊三十周年优秀论文奖；1987年5月，年满30岁的他被评为副教授。1989年，张国刚在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做自选课题的研究工作，随后被聘到特里尔大学教授汉学史等课程。

张国刚

现在，他著作等身，相关研究在国内外都有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就入选第一本《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在断代史研究中，他是少数能够将研究问题覆盖政治、军事、社会、学术、宗教等广泛领域的学者。他关于唐代藩镇、兵制、官制、家庭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海内外学术同行中获得广泛认同，有些论述被视为经典之作。他的著作《唐代藩镇研究》被学术界同行公认为“开辟了唐代藩镇研究的新阶段。”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张国刚的研究集中在西方汉学、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文化政策、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努力打通传统西域南海的中西交通史与大航海之后的中欧关系史，得到广泛认可。北大历史系前主任、资深教授马克垚为他逾百万字的著作《中西文化关系史》做序，认为此书“本书体大思精，资料丰富，条分缕析，论证细密，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并在诸如中国历史上的儒、佛、道之争这一思想史上的大问题上的分析提升到了理论高度。还有同行学者评价他的《资治通鉴》研究是当今“史学界《资治通鉴》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制高点”。

面向大众，文化育人的史学大家

自1983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人物春秋”专栏通过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冯尔康向张国刚约稿起，他就开始写史学科普文章，到现在已经写过并发表100余篇面向大众的历史文章了。从隋唐史到西方汉学，从《资治通鉴》到中外关系，无所不包，这项工作几乎伴随了他整个学术生涯。

张国刚接受“清华映像”栏目的采访

为什么要潜心科普工作？张国刚注意到通俗畅销的书大多不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写，“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在一次座谈中提到，“历史是社会科学的总基础，历史是更深厚的，是所有人需要知道的，从事任何职业都不能没有历史知识”。在生活中，他也发现了人们对于通俗读物的需求：“我有一次坐飞机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跟孩子讲《上下五千年》，这个母亲不是让她孩子将来学历史，但是她知道历史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社会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进行面向大众的写作，“这些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要可靠，应该不光要有知识性，也应该有思想内涵”，同时“专业学者写大众阅读的文章，不能太专业，也不能太俚俗。”

当然，这也与张国刚个人学术成长的经历有关。和大多数在“文革”期间完成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读书人类似，张国刚有很丰富的自学经历，“中国历史小丛书”是他的历史读物；“活页文选”是他的古文课。“特别是《古代汉语》中的‘古汉语通论’，内容极其广博；‘常用词’的解释，举例令人举一反三，读后豁然开朗”。除了教导他的老师之外，那些书籍就是他最好的学术导航，所以他感到“有义务写读者爱读的书”。

张国刚著作《〈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

四十余年来，张国刚始终笔耕不辍。他把刊于《文史知识》上的“德国的汉学研究”专题编成《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一带一路上的中西交流”专题连载集结成著作《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他基于《南风窗》杂志的连载文章著成的《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获“文津图书奖”等奖项，文津奖主办方评价此书刻画出了“真实又生动的丝路印象”。他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入选了“2016中国好书”等奖项，迄今为止已重印15次，累计印刷约20万册，并且在中国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韩国出版了韩文版。除此之外，张国刚关于唐代藩镇的研究还进入了到中学历史教科书、高考命题以及有关百科辞典中。

“有学者在写书评时注意到我给大众刊物写文章，评价说‘现在的学者，除了能搞研究还能写大众文章的人不多’，我相信也是不多。”张国刚自信地说。

学贯中西，深入浅出的课堂名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张国刚在德国学习和工作了许多年。但是他“一心想回来”！因为他忘不了当初那些奖掖他的老先生们，也忘不了国内催人奋进的学术环境，尽管在德国工作待遇优厚，他还是以中国使馆评定的“优秀留学人员”回到了南开大学工作，在2004年加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也正是他在海内外丰富的治学经历，让他学术视野贯通中西，长于从世界文明的视野下讲述中国故事，以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张国刚在人文学院图书资料室查阅书籍

“张老师知识渊博，听他讲课，我常常感慨于其自由出入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潇洒。希腊罗马，秦汉隋唐，张老师都可信手拈来，其视野、格局之宽广宏大令我敬佩不已。同时，张老师在对待学生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自己比较内向，但没想到老师主动来找我聊天，又主动提出添加微信好友，极大地拉近了我们的距离。”选修过张国刚《中古制度与文献》和《中古社会文化》课的历史系2021级博士生高鑫说。

在清华从教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张国刚每年都会开设五门课左右，承担170-180课时的教学任务，约为规定课时的两倍。除了为历史系学生教授专业课外，还承担求真书院等非历史专业的通识课程教学任务。在他看来，通识不是一些原则性的教条，在通识教育的过程中，要逐渐构建起学生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学生通过勤奋学习获得知识，然后通过实践获得能力，可是知识和能力变成智慧必须要通识，而通识主要是人文教育，尤其是文史哲。孔子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是懂、知道，‘哲’就是智慧，然后你才能做出符合正确方向的事。”

如何上好一门历史课？回想起自己尝试过的多种教学模式，张国刚认为教育不是要增加多少学生不感兴趣的知识，“无论《<资治通鉴>导读》也好，《中国史要论》也好，在分析有趣的历史事件、历史逻辑的时候应该体现一些能够对今天的人有启发、有意义的内容，有人生的体悟，能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向。”

他所教授的课程广受好评。如《中西文化关系史》获清华大学、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课程，《<资治通鉴>导读》获清华大学精品课程，《大唐兴衰》获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等。他的部分课程也被录制为线上课程，让更多人有机会来学习。“人文清华”讲坛也曾制作过多期张小琴教授对他的采访视频，谈论历史和他的研究，在一些知名网站的点击量达数千万。

“张老师上课时没有想象中的书生气，反倒有些恢弘气度。同时老师幽默风趣，课堂氛围偏轻松，同学们的参与感也很强。”曾选过他开设的《隋唐五代史》课程的法学院2018级本科生李凯旋回忆道，“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现场读了很多史书，像《资治通鉴》、《新唐书》中的一些篇章，同学们轮流朗读，老师讲解补充，让我们感受原典的魅力。他不会把所有的内容或者观点铺开给我们讲，更多的是提个引子让大家思考、发挥。”

读书、教书、写书构成了张国刚主要的生活内容，这既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兴趣。谈及历史学科和历史教育最大的魅力时，张国刚说：“我自己感觉很有趣，那么多人读了我的书觉得受启发，我也因此感到了它的意义所在。”

人物简介：

张国刚，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1987年任南开大学副教授，1989年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并在汉堡大学、特里尔大学等高校研究和执教多年。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是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获《历史研究》创刊30周年优秀论文奖（1984），入清华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正奖及提名奖）、中国优秀出版物奖（正奖及提名奖）等。多部著作被译成外文和繁体字在海外出版。

图片设计：任左莉

摄影：李派 周浩

编辑：周襄楠 李华山  吕婷

审核：刘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