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

　　清华新闻网9月30日电 9月29日晚，众所瞩目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格非登台领奖，他凭借《江南三部曲》获得该项殊荣。

铁凝、景俊海为格非颁奖。图片来源：《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本届“茅奖”评委、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中青年作家等近500人参加了颁奖典礼。

格非发表获奖感言。图片来源：《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

　　同时登台领奖的还有《这边风景》的作者王蒙、《生命册》的作者李佩甫、《繁花》的作者金宇澄以及《黄雀记》的作者苏童，五位获奖人相继登台领奖并致答谢词。

 　　格非是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开始，格非迄今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以及“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中短篇小说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青黄》、《戒指花》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格非散文》、《塞壬的歌声》、《文学的邀约》等多部。

　　格非属于擅长对文学、社会、历史等问题做深入思考的学者型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坚韧、优雅、准确、睿智等特质，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风格鲜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对历史和现实郑重负责的态度，深切注视着现代中国的壮阔历程。以百年的跨度，在革命史与精神史的映照中，处理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性命题。三代人的上下求索，交织着解放的渴望和梦想的激情，在兴衰成败与悲欢离合之间，个体的性格和命运呼应着宏大的历史运动、艰巨的价值思考，形成了丰赡绵密而高远寥廓的艺术世界。这是一部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格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明清小说传统的修复和转化，细腻的叙事、典雅的语言、循环如春秋的内在结构，为现代中国经验的表现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与新的语言和艺术维度。

　　茅盾文学奖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自1982年开评至今，评选出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力作，为激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附　格非获奖感言主要内容：

　　在接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个重要的奖项之际，请允许我简要地追溯一下中国长篇小说的源流。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先生、老舍先生、巴金先生、李劼人先生等一批文学巨匠，熔铸古今，会通中西，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基石，并由此确立了长篇叙事文学的崭新高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的叙事传统。作为后辈作家，我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这个传统的护佑和滋养。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就将看到耸立在远处的另一个巅峰。我指的是由《水浒传》和《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说的传统。李劼人曾说，一直要等到司汤达和福楼拜等人出现，西方小说才有资格与明清章回体小说相媲美。

　　在我看来，不论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还是明清章回体小说，其实都深深地扎根于伟大的史传文学的沃土之上。《春秋》和《史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开头，是这样来描述自己写作《史记》的初衷的。他父亲司马谈曾感慨说，周公死了以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如今孔子死了差不多五百年了，有谁能够出来正《易传》、续《春秋》，绍述《诗》《书》《礼》《乐》之旨？司马迁认为，父亲所暗示并寄予希望的这个写作者正是自己。在《太史公自序》的另一处，司马迁引述孔子的话，接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我认为，上述两段话能够准确地反映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缘起和宗旨。这个宗旨也为后代的史学家如陈寿、裴松之、欧阳修等人所继承，它不仅是史家著书立说的基本准则，也深刻地影响到叙事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让我来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个抱负和宗旨，那就是“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

　　司马迁的遗产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往往意味着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奇崛瑰丽的修辞方法、错综含蓄的文体结构以及朴素华美的语言风格，也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司马迁当初的叙事抱负和写作使命。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