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值此重要节点，我们推出一批近年来清华文科涌现出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成果，以飨读者。

汪晖

追求现代性，是否必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单一方案？这是困扰中国现代思想的核心命题。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框架下，这一问题似乎只有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汪晖提出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以极具挑战性的角度重思现代性：中国现代思想并非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反思、批判乃至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建构自身独特的现代性形态。这一概念本身包含悖论式张力——最具现代意义的思想与实践，恰恰以批判现代性的方式展开。自1997年正式提出以来，这一理论成为90年代以降中国知识界反思现代性的重要资源，更是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史典范。

破题：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追问，打破二元认知框架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一个包含悖论式张力的理论表达。它并非“反现代”——不是否定现代性本身，而是揭示中国现代思想内部的复杂结构：那些最具现代意义的思想、运动与实践，恰恰以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展开。从康有为、章太炎到鲁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既追求现代化目标，又包含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抵抗。这种张力不是逻辑矛盾，而是中国现代性的真实历史形态。

这一概念的方法论突破在于三重打破。其一，打破“传统-现代”二元框架。汪晖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内部始终包含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这不是前现代残余，而是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构成。其二，打破“中国-西方”二元框架。不是将中国特殊化，而是重新设置议题，使中国从被认识的对象转变为具有主体性的认识位置。其三，打破“帝国-国家”二元论。汪晖借助天下、时势等本土概念，指出中国传统自古代以来离不开“天下”概念，它体现的是与天地人有关的价值理念，而非简单的政治实体。由此，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得以建立，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成为一个包含多重历史可能性的开放过程。

溯源：从鲁迅到四卷本，三十年范式深化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历经三十年学术深耕，从文学研究走向思想史重写。

1990年，《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原书名《反抗绝望 —— 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出版。汪晖在此揭示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对现代价值和中国的现代进程既认同又反思。鲁迅成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思想原型——一个“反抗绝望”的主体，在绝望中坚持反抗，在批判中建构希望。

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汪晖正式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概念，将前述张力从鲁迅个案扩展为对整个中国现代思想谱系的诊断。2004年，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这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从当代诊断走向历史重写的关键一跃。在这部对中国现代性历史根源的奠基性研究中，汪晖把“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从对当代思想的诊断转化为对长时段中国思想史的重写。他通过宋儒“天理”、晚清“公理”、现代“科学”三个范畴在不同历史“时势”中的转化，建立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使“现代中国思想”的形成成为一个包含多重历史可能性的开放过程，从而呈现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意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入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好书”、《书城》“年度图书”、《中华读书报》“十大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2025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修订重版。二十年间，中国思想学术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但书中设置的议题、提出的概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依然具有解释活力。

对话：国际学界的中国声音，从被认识走向设置议题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学术影响力，从国内思想界延伸至国际学术舞台。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文及重点章节被广泛译为英语、意大利语、日语和韩语，在世界范围展现出广泛影响力。2013年，汪晖因在此书中所展开的研究，与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一同获得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2023年，该书英文版被《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列为年度最佳学术出版图书，被Open Letters Review列为年度“翻译作品最佳图书”。2026年6月，汪晖“因其对中国现代性历史根源的理解，以及在批判分析全球化进程中作出的基础性贡献”获得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国际奖。

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话中的主体性转换。这部书摆脱了之前中国一直处在一个被认识的对象状态，进而获得了主体性的认识和发言的位置，是第一次有中国学者具备了设置议题的能力，给有主体性的中国史叙事奠定了基础。汪晖的研究从中国视野观察整个世界，通过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超越、克服现代性的传统模式，为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空间赋予应有的尊严。

重读：二十年后重返现场，议题的当代效力

2025年3月，三联学术论坛“时势与能动：21世纪中国‘现代性’问题——重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在北京举行。七位学人共聚一堂，重新审视这部著作的当代意义。

学者们表示，二十年前中国还是“现代”和“世界”的参与者、适应者，但今天的中国已参与进“现代”和“世界”的定义。这种变化是深刻的秩序格局转变。汪晖在书中对中国思想所做的谱系化处理——从天道、天理到公理的演变——为当下如何定位人类文明、人格以及智力本身提供了思想资源。

面对当下科技高速迭代，汪晖特别提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物的世界进行如此颠覆性的改造，其影响是我们谁也预想不到的”。过去马克思批判过拜物教，但“物”本身在今天的能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正是现代性第一次碰到如此大的危机。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所提供的批判性反思能力，为理解这一危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史维度。

从鲁迅研究的张力揭示，到四卷本著作的历史重写，再到二十年后的当代回响，汪晖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思想赋予了复杂的张力结构，展现了在批判性反思中掌握自身文化传统、探索通达普遍性道路的思想努力。汪晖三十年的学术实践表明，理论创造不在于追随既定范式，而在于敢于提出极具挑战性的追问，在悖论中保持张力，在变动中把握时势。这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深层动力，也是面向未来的思想者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