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云
编者按：
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12时0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2021年，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之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汇编了《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呈现了清华师生与杨先生之间的动人故事。现编发其中部分文章，以深切缅怀杨振宁先生。本文来自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振宁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
今年是我以“杨振宁讲座”教授身份加入清华大学的第十七个年头，恰逢杨先生99周岁生日。谨以此文感谢杨先生过去十几年来对我本人和密码团队的支持与帮助！
没有任何出国留学、工作经历，只在山东大学一个国际交流比较活跃的团队，也就是潘承洞老师带领的解析数论团队从事密码学习与研究，这大概是我2004年之前唯一的密码学习与工作经历。而正是一个如此简单的经历，成为杨先生经常向我询问并关切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我的导师潘承洞先生、潘老师的弟弟潘承彪教授等，还有解析数论团队发展起来的密码研究团队与人才培养情况，都是我们谈论的内容。杨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大师，没有门第偏见，对作出科学贡献的年轻学者给予了无私的支持。杨先生支持的不仅有物理领域的青年学者，也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甚至艺术等领域。
在山东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周边不时有老师和同学到清华大学参观游玩，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生，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清华美丽的校园和高考成绩极为出色的学子们。而对自己什么时间才能到清华大学看看似乎是一件不太确定的事情。直到2004年10月底，在杨振宁先生和姚期智先生共同决定下，由姚先生发出邀请，我第一次来到清华大学，做了一个关于哈希函数碰撞攻击的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姚先生和时任高等研究中心（后改为高等研究院）主任的聂华桐先生向我表达了杨振宁先生希望我到清华大学工作的想法。这个邀请似乎是在我迈进清华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就预感到的事情。
而后，我应著名的密码学家Dobbertin（多贝廷）教授邀请启程访问德国波鸿大学，在访问期间Dobbertin教授也当面向我提出了到波鸿大学工作的邀请。随后，11月11号，杨先生到访山东大学，下飞机后的第一时间就向山东大学校长提出了请我到清华工作的建议。
实际上，自2004年8月在美国圣巴巴拉召开的美密会上公布了MD5等几个算法碰撞攻击后的半年时间内，我的工作选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邀请，由于有些邮件不能够及时处理，便错过不少。鉴于当时的情形和在山大的工作状态，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发展，我不得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到国外工作无疑会对我带领的山大团队造成很大影响，也是我首先放弃的一个选择。而在不影响山东大学已有团队工作的基础上到清华来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因此，最终我先以“杨振宁讲座”教授的身份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年之后，经过多次协商，清华大学与山东大学以双聘教授身份解决了我的工作变动问题。这期间得到了杨先生与清华大学领导们的大力支持。应该讲这种工作模式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
“杨振宁讲座”教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荣誉，这个荣誉本该授予物理学家的，而我是研究数学与密码的，这说明杨先生对我个人工作的高度支持与认可。通过这些年的交流，我清楚地知道杨先生最期待中国人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并且能够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领先技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另外，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是杨先生首先在中国做出了尝试，杨先生也最早地推行了国际评估的人才引进体制，但近年来已经发展到不局限于国际评估的人才引进机制。这一点是值得国家层面也包括高校认真思考的事情。
第一次真正跟杨先生面对面交流，是2005年4月正式入职清华大学。见面时的具体谈话内容已经在记忆中有些模糊了，但是仍记得谈及最多的是关于数学与熟悉的数学家，以及物理与物理学家。为什么谈数学，我想一是我的工作主要研究密码理论，都是数学问题，杨先生很认真了解了密码的数学问题主要有哪些，我也向杨先生介绍了转学密码的背景，哪些数学问题在密码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谈到大整数分解问题对于现代密码的影响时，杨先生显得很感兴趣，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杨先生也曾经对一类特殊的整数分布问题做过初步研究。二是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先生以及闵嗣鹤先生都是研究数论的科学家，还是世交，而我的导师潘承洞是闵嗣鹤先生的研究生，可以说大家对数论这个领域是有感情的。围绕杨武之、闵嗣鹤、潘承洞三位先生的谈话迅速拉近了我跟杨先生的距离。
确切地讲，我是带着山东大学的研究生们一起进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工作的，学校和高研院尽可能地提供了山大学生们的办公和生活的场所。高等研究院拥有安静的科研环境，老师们安心地在办公室思考问题。偶尔半掩的办公室传来讨论问题的声音，或者传来报告厅演讲者的声音，这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一个工作常态。到访过的密码同行经常会表达“在这里工作真幸福……”
记得刚来高等研究院工作的前两年，每天路过朱邦芬院士办公室，见到朱老师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前思考问题，很少有人出入。而我的办公室，学生们进进出出地讨论问题，我也频繁地督促学生们努力进行跟密码分析有关的编程工作，锻炼密码研究的基本功；还时常跟学生们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这种热闹的工作状态破坏了周围宁静的环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热闹”的团队，不仅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与排斥，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包容并逐渐与研究院融为一体。有一次见到杨先生，杨先生还特地告诉我，他晚间曾到楼上看过，发现我的学生们都在工作，他感到非常高兴也表示很认可。
杨先生对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与发展趋势高度重视并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而对于密码最新进展与数学领域的某些突破，也成为杨先生跟我开展对话与交流的主要话题，这是让我既感到高兴，同时也有些压力的一件事。由于自己的专业能力有限，会担心描述的、解释的不够清晰。但无论我的回答是否足够准确，杨先生都是非常包容地进行提问并会自然地转向新的话题。
清晰记得在张益唐师兄（潘承彪老师的研究生）发表孪生素数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不久，杨先生非常认真地向我了解这个贡献的内容。比较遗憾的是除了问题本身和成果的描述外，我无法对该成果的研究方法给予更多的解释。
在区块链被大家关注的较早时期，杨先生也跟我进行了详细了解，希望我能够给他讲一讲区块链到底是什么？杨先生想了解区块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工作跟区块链密切相关，我也正在组织团队大力发展区块链；二是杨先生个人的困惑，希望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曾经有人谈及杨先生很会选人，由他主导引进的姚期智先生和我本人都是对区块链中的核心密码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专家。我很认真地向他表述的一个观点是：大数据行业没有安全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而“大数据+安全”需要突破以前通过部署加密机、基于数字证书的验签机的安全加固模式，搭建及部署从系统架构设计之初就将安全纳入设计理念的系统，而区块链正是这种新型的带安全解决方案的大数据工作系统和工作模式。我也对区块链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了描述：主要包括密码技术与分布式系统。而区块链的所有模块离不开密码技术的支持，多数模块的本质就是密码技术。即使是分布式系统的核心模块共识机制，其核心理念也与密码学思想无异。近几年共识机制的许多创新都是通过不同密码技术创新保障安全、减少消息复杂度及通信复杂度以提高效率。如Facebook提出的区块链Libra，主要贡献就是基于门限签名将共识机制的广播由二重广播降低为三次线性广播。而姚先生提出的多方安全计算在区块链的隐私保护中有重要应用前景，我跟大家一起设计SM3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研制的杂凑函数如美国FIPS标准SHA-256等则是实现数据上链保障数据溯源以及降低通信复杂度的核心技术。杨先生听完我的描述，很认真地提了一个建议，希望我能够有时间写一篇通俗点的文章，他还要认真读一下。这个问题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时间原因还未实现。
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特色是物理基础理论。除了密码与数学，杨先生会主动跟我谈及物理和物理学家的故事，他大概会简单清晰介绍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故事，特别是跟他本人有交集的人和事，其中有爱因斯坦、魏尔、吴健雄、邓稼先等。得知我高中时的物理学习很优秀，他后来特别送我一本书《邮票上的物理学史》，是秦克诚老师写的，并告诉我很容易读懂。有些遗憾的是除了几个零星邮票故事，我始终没有时间系统地认真地仔细读完。
杨先生给予大家的支持方式也是很简单、很纯粹的。对我所带领的密码团队的支持就很多。在我的印象里，基本每次征求意见或者提出工作建议时，杨先生会认真先听我介绍。我的山东口音很重，很多谈话由翁帆女士简单明了地清晰转述，这种方式也让我感到谈话轻松了很多。杨先生了解清楚后会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与看法，有时也会质疑。认为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国家很重要的事情，都会给予同意和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了在计算机系成立密码理论与技术研究中心、担任山东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在高等研究院引进年轻密码学研究人员等。
每次谈话，无论哪类谈话主题，我均能够感受到杨先生对中国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我认为是从他儿童时期一直伴随整个成长过程的，甚至在美国工作期间一直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那种感情。1972年中美建交以及1979年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对杨先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杨先生一直寻找中美建交后回国访问的机会。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杨先生能够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每一阶段发生的事、每一阶段他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推动中美学术交流的事，每一个细节都如此清晰？我个人认为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记忆力好、聪明、智慧，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对中国的刻骨铭心的深厚感情。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杨先生是很认可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跟教育、科技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是很成功的。我也很赞成他的观点，因为我也是教育的受益者。当然教育体制的改革还需要不断完善。
总的来讲，杨先生对中国的科技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大师，他的科学成就我认为是不需要我来评价的。如果一定要评价就是他对中国的感情是最为深厚和真挚的，对年轻科技人才的支持帮助是无私的。杨先生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支持也常常体现在他的一些具体行动上，例如他经常通过一些他在国外的影响来吸引资金，尽量不给国家添加太多的财政压力，包括他本人的捐款等。我跟杨先生交流次数很多，从没有听他提过自己捐款的事情，但会谈他的美国朋友陈赛蒙斯夫妇的捐款。
杨先生很喜欢分析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政府出台的很好的政策与措施，也会谈及中国的科技应该如何发展会更好，哪个科学家在哪一方面的贡献值得关注，等等。他支持年轻人从不看出身，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位年轻学者得到了杨先生的大力支持，尽管他们工作过的大学并不是特别有名。我们有时会觉得杨先生应该有很多烦恼，但他从不谈及自己的苦恼，而是更多地引导我们、给予我们榜样的力量和科学探索的精神。我想这些力量和精神我们应该要很好地传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