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0日,清华大学文科沙龙第35期“历史中的文化自信”在清华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举办。伦敦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蓝诗玲,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程浩应邀参与讨论,沙龙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科处副处长刘晗主持。各位嘉宾围绕历史中的文化自信这一议题,展开了一场跨越百年的精彩讨论。
晚清·冲击与自救
谈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晚清时期显然是无法绕开的时点。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国人一度陷入迷惘,挺起文化脊梁成为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
王东杰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最挫伤民族文化自信的事件当属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从追随者向侵略者的角色转换,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迷失。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几代有志之士挺身而出,试图扭转民族自信危机,重塑文化自信。
蓝诗玲由此展开,她提道,1900年前后,梁启超便开始尝试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并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为载体,务中西道德以开发民智,这种融汇中西文明的探索在20世纪初可谓先进。
援引李鸿章“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之时局评论,黄裕生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士大夫文化自信受到的冲击与当时“屡战屡败”的困境密不可分。在之前的三千年里,中华民族一直可以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从容应对来自中原和边疆地区的种种挑战。然而,步入近代,国运维艰,即便清政府发起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却仍无法挽救颓势,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不仅标志着这场富国强兵改革的破产,更挑战了时人对自身文明的自信。
传统学术同样如此。在程浩看来,当时的苛疾陈弊已经积重难返,再加上前所未有的外敌入侵,以及师夷制夷的告败,都是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走上改良之路的外部因素。程浩举例道,在弥合传统与现代两种范式的张力上,王国维先生的努力颇为瞩目——尽管整个社会中都弥散着对于古史的批判,但他却能以现代科学观念正视出土材料,以新发现重塑人类对中国文明史的传统认识——这种学术态度与思维方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内省·重估与觉醒
“新文化”势如破竹,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何以自居?
蓝诗玲坦言,在西方,无论是公众还是学者,大多数人都会讶异于中国对文化自信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并非缺少自信的国家,尽管它曾在上一个百年历经苦难,但却浴火重生,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成绩斐然。蓝诗玲认为,汉字的传承是中国捍卫文化主体性的具体表征之一,它抵御住了席卷其他亚洲国家文字拉丁化的浪潮,并在世界大战期间滋养出一批现代中文作家,始终如一地维系着中华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文明财富。
黄裕生将中国传统文化定位为一种本原性文化,兼具对“绝对者”的觉悟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和承担,因而能源源不断地赋予个体与国家面对挑战的力量,而这即是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当下中国所遭遇的异域文明冲击,本质上是华夏文化与同为本原文化的两希文化的现代产物之相遇。因此,与其把它界定为中西问题,将之理解为传统与现代间的古今问题更为恰当。
王东杰指出,中国的文化自信深埋于其应变能力。从上古、至唐宋、再到近现代,中华文化始终处于适应与革新的动态过程,在形式与内容上从未停止自我发展。这种吸收与转化的能力也体现在晚清动荡之中,例如,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中不乏西方乌托邦思想传统的身影,然而康有为却并不以为这种构想是西方政治理念的延伸。王东杰认为,康有为的这种文化自信与其思考角度紧密相关——文化并不能以“空间”为分割,而是一项该从更具普遍性的“人”的角度来推进的事业。
从事出土文献研究多年,程浩以为,回应中国文明起源之辩的最好途径就是回到史料当中,追溯中国文明的时空边界,在重估中华文明高度中重建文化自信。程浩还提到,不同于多数人文学科所经历过的两次西化——晚晴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西方学术范式,关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仍处于材料驱动阶段,解读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是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而这种学科方法上的相对独立也凝结成了另一重文化自信。
睁眼·中国与世界
认同自身文化、包容外来文化是夯实文化自信的一个侧面,而将中华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则同样是其保持旺盛生命活力的关键。
身为《西游记》的英译者,蓝诗玲认为,这部经典在西方世界颇受欢迎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桀骜不驯的孙悟空打破了西方对中国人温顺守序的固有印象,勇于挑战权威的叛逆精神和幽默睿智的人物个性使其倍具魅力,深众各年龄段的欢迎。其二,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得到了充分的二次创作,动画、漫画、游戏、书籍、影视剧作等文化载体中都可以看他的身影,这种跨文化类型的传播方式对于推动该作品走向世界也至关重要。
置身世界文化格局之中,黄裕生认为,有两条标准能够用以衡量文化自信。一方面,作为个体,我们能否从传统文化中获取理解人生、理解世界的智慧,实现自洽与平衡。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我们的文明是否具有充足的解释力,能够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守住自身的特性。
王东杰将贡献与吸收视作文化自信的基点。这既体现为文化本身能够为世界文明共同体提供独特的思想源泉,也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精髓的融汇吸收。内外兼修,输出与汲取并进,能够恰切平衡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方为文化自信的真髓。
在程浩看来,文化自信并不等同于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拒斥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多种文明平等对话,互鉴共进,方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远瞩
活动尾声,蓝诗玲与嘉宾们共同探讨了文化自信的“终点”在何处。
对此,黄裕生表示,当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像人文历史文化一样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时,关于文化自信的讨论,也许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王东杰强调,当世人开始以中华文明的视角审视并思考问题时,我们便离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更进一步。
程浩则补充道,文化思潮的沉浮兴衰往往与时代大潮的汹涌澎湃息息相关,或许只有当国际格局逐渐归于稳定,文化自信的价值和内涵才会最终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