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9日，清华大学文科沙龙第27期“艺术的善意”在清华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举办。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主任、副教授肖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副教授徐小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危机与生态设计方向召集人、Eco-Vision Plan发起人景斯阳，清华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研究所学术委员孙墨青，应邀参与讨论。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有近9万名观众同步参与。
艺术拥有彼岸式的超验力量，她流淌着生活世界的血液，却时常具有让人看不分明的皮囊。我们似乎早已默许艺术是一项独立的审美活动，也常常将之与朴素的日常生活相联结。艺术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游走于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并以一种独特的姿态承载着人类关于“善”的设想。来自艺术、设计、戏剧、美育等背景的艺术从业者从形形色色跨越时空与领域的艺术作品出发，为我们解码那些散落在人间的“艺术的善意”。
图 | 沙龙现场
“伦理”：艺术何曾脱缰
“艺术的善意”缘何会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孙墨青认为，这与艺术和社会生活之间愈发深刻的交织相关。他分享道，早在他求学时，艺术还是一门被困在专业高墙内的“小众学问”，时常背负着来自他者的想象和臆测；如今，社会整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当代人释放精神需求带来更多可能，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走进艺术空间，推动着艺术参与和消费的“大众化”。然而，在“美育热”的大背景下，关于艺术伦理究竟为何的争执声却日渐刺耳。在孙墨青看来，重新认识艺术在当今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传达“艺术的善意”，正是艺术与美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景斯阳以艺术设计与时代的互动，揭示出“设计”对社会的价值。她曾分析过2010年以来享有全球声誉的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重大先锋展览，并发现这些展览的主题大多集中于自然材料和现代科技两个领域，这与千禧年前后各大艺术博物馆对品牌系列产品的关注形成强烈对比。类似地，20世纪50年代，MoMA以一场“好设计”（Good Design）展览将“实用、美观、经济”注入设计的灵魂，而今，MoMA的资深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Paola Antonelli）却借“破碎的自然”（Broken Nature）主题米兰三年展实现了“恢复性设计”概念对“好设计”内核的再定义。景斯阳认为，衡量“好”艺术或“好”设计的标准在因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敢为人先的试验与引领精神，即是“艺术的善意”所在。
徐小鼎则从当代艺术的本质出发，明确了其与一般性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在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的渲染下，脱离物象的纯粹理念与精神成为最受当代艺术追捧的表达方式之一。诚然，这种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艺术的外延，但也间接导致艺术的评价标准不再清晰，乃至滋生出某些脱离社会内涵的极端作品。例如，2013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作品回顾展开幕式上被放飞的数万只苍蝇的事件，或许的确传递了当事行为艺术家希望吐露的批判性，但这一作品所引起的广泛质疑，恰恰印证了在艺术之上，仍然笼罩着一层源自法律与道德的价值约束。
肖薇提及的应用戏剧（Applied Theatre）更为直观地呈现出作为一门舞台表演艺术的戏剧如何拥抱普通人。不同于传统剧场形式，应用戏剧不以绝对性的审美表达为追求，而以促进参与者的成长与发展为目的。从教育剧场到戏剧治疗、再到一人一故事剧场，应用戏剧通过将戏剧的方法和元素与教育教学、心理治疗、情感互动等活动相连接，从而用艺术的力量感染每一位在场者——被看到、被表达、被演绎、被疗愈，艺术以此帮助个体回到自我，也以此诠释着“艺术的善意”。
图 | 肖薇在沙龙现场
“善意”：艺术的矛与盾
艺术很难被纳入客观的范畴，艺术的善意更不离开主观经验的催化。
景斯阳围绕“人、自然、技术”的三元关系，分享了三件近来凝聚她热情的作品。一是智利皂皮树的数字化墓碑，这种植物曾在2020年因其树皮中含有能够增强新冠疫苗效力的天然佐剂——QS-21，而一度招致西方制药厂的疯狂采购，险些坠入灭绝的命运。二是不久前在深港双年展面世的《海洋·馆》——白海豚尸体扫描切片既讲述了其生前的逃亡故事，也是区域海洋生态变化的缩影。三是一组关于食物设计的系列研究——通过追溯食物的生产、运输、消费等环节，重构诸多跨学科复杂系统间的关联。
徐小鼎将“艺术”与“设计”解构，以两个例子阐述了“艺术的善意”的一体两面。他指出，“艺术”不解决实际问题，更多的是创作者自身情感与思想的宣泄，但这并不妨碍“无用之用”的强大。就像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五件“一年行为表演”，自我囚禁、打卡、求生、牵绳、告别，他以一种无异于自我摧残的方式，不断挑战着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等概念的认知，并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裹挟着你我随之思考的魅力。相对地，“设计”的实用性更强，解决问题是她的天职。然而，日本建筑师坂茂却用无数个拥有独立隔间的灾后临时避难所表明，哪怕在特殊情况下，设计师也可以找到兼顾社会责任感的方案，给予经历创伤的人们以善意的关怀和尊重。
肖薇则描绘了践行与观演之于感知“艺术的善意”的相辅相成。表演如此，人生亦是如此，只有既能成为角色，又能观察和审视角色，才能发挥艺术的载体作用，激发自我的进化与提升。奉行这一理念，肖薇开设了一门名为《自我启示剧场》的通识课程，通过让学生以不同身份复现与他人、与环境的互动，引导其重新感受自我与他者。从这个维度来看，学生在尝试和体验的同时，也在感性与理性间循环往复，最终在非虚构的生命故事剧场中见证真实的自我。
图 | 徐小鼎在沙龙现场
“社会”：艺术的师亦友
“艺术的善意”就像一口井，淙淙的阅历如泉水般流入，把井灌满。
景斯阳将社会视作艺术创作的源与流。她提到，那是研究生正式开学前学校组织的暑校，不同于她所预想的技能学习，实地考察旅行（field trip）才是课程的核心。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她目睹了数百米高的垃圾山，领略了标准化的集装箱设计对全球贸易效率的深刻影响，也感受到了身处受污染自然环境中的履步为艰。正是这次与社会的深度接触，才驱使她最终选择以危机与生态设计为研究方向，并以生态远见计划续写着这份热忱。
孙墨青指出，景斯阳所举的例证中含有艺术语言独特的表现力。与传统教育相比，艺术可以将保护动物、珍惜粮食等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直观的感官刺激。当我们得知屠宰一头牛掉落的弹壳可以在熔铸之后制成一枚0.9克的黄铜曲别针时，生命与道德的重量似乎也有了新的标度。由此，他联想到李叔同与丰子恺师生合著的《护生画集》中的序言，“护生者，护心也”——画集劝人护身边生命的实质是为了护自己的心不被残忍吞噬，艺术的慈悲尽在这六字之间了。
于徐小鼎而言，与其追溯一两部使他备受感化的作品，不如说是被艺术包裹的状态塑造了他的艺术人格。他认为，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和成长时期所见过的艺术作品、所热爱的艺术家、所倾心的艺术表达，会在主体的理解下融会贯通，并最终形成个体的独特。
肖薇坦言，她的艺术内驱力区分为两个阶段。刚毕业时，她执着于艺术家的表达，渴望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见解通过艺术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在正式成为一名教师之后，经历了教学和指导话剧队学生排演作品，内驱力转化成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引导和激励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学生是老师最好的“作品”，她从学生的蜕变中收获感动，更日渐坚信：戏剧艺术拥有将个体培养为具有人性善意的、具有社会良知的健全公民的力量。
图 | 景斯阳在沙龙现场
“感受力”：独运艺术之善
倘若艺术的确可以传递善意，那么她是否有别于道德的独特路径？对此，嘉宾们的答案不约而同地指向一处：感受力。
景斯阳认为，“艺术的善意”不仅由创作者决定，还离不开观看者的感受。为了了解观者所想，她在近期的生态远见计划展览结束后，专门回访了两百余名观展者。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她出于减碳而选择的草墙，恰为观展者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场域——有人从植物中获得疗愈而能够静心与展品交流，有人由此沉浸清明时节而感到与祖先的生命连接，也有孩童因深受感染而萌生出从事艺术的念头。这些异质性的反馈让景斯阳认识到艺术的产生需要灵魂的碰撞，需要在作者与观者的感受力的互动中形成艺术之善的闭环。
徐小鼎从美育的角度切入，并以德育为镜，辨析美育之长。一方面，徐小鼎承认美育与德育的有机融合对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更关注两者在教育手段与目的上的异同。相较于以理性的、说教的方式培养社会性人格的德育，美育则以感受力为基点，善用感性的、潜移默化的方式雕琢个体性人格。也正因如此，在现在以及目力所及的未来，美育还不必太担心被势如破竹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肖薇指出，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盏明灯，唯有在顶峰才会相遇。当科学引领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艺术回归个体的需求就会被唤醒。感知力便是打开这条通路的钥匙，它作用于心灵，促成人的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整一性，并最终推动个体成为有良知的社会公民、成为能体察他人的共情者和关怀者。在这个过程中，美育从业者也要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特性的影响，开拓出契合新时代的美育道路。
孙墨青继而分享了清华社新出版的《美育教师手册：理论、方法与实践》试图唤起一线美育教师内驱力的探索。同时，他也引用清华大学李睦老师“艺术的启示“课程中的观点回应了关于如何开启学生感知力的讨论：当我们在争论何为良好的审美与美感时，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先充分去感受，先尝试去理解，而不是马上下定论，或许才是更符合美育理念的一种选择。
图 | 孙墨青在沙龙现场
供稿 | 董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