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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流动的国家记忆——人文清华讲坛倪玉平演讲实录

2023-06-14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6月9日晚7点,人文清华讲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倪玉平讲述《大运河,流动的国家记忆》,指出2500多年来,大运河对中国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是政治之河,也是经济之河、文化之河,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是流动的国家记忆。

线上线下近300万观众跟随倪玉平教授一起畅游大运河,解锁这宝贵的中国历史密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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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运河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美国哈佛燕京、UCLA访问学者,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中央大学客座教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出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主编《中国运河志·通运卷》等学术著作。

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稿,约11500字。(全文读完约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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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同学、各位人文清华讲坛线上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目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900多个项目中,中国大运河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而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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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大运河入选,和长征、长城、长江、黄河并列。在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征是红色记忆,长江和黄河是自然河流,长城和大运河是我们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在中国的版图上一撇一捺地写下浓墨重彩的“人”字。不过长城是自我保护、抵御的工程,而大运河则是自我沟通、自我发展的工程,与长城的内敛、沉默相比,大运河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实用,更加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创造自然、利用自然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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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必须要关注大运河

我本人是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大约在20多年前,经常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查档案,当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故宫西华门内,由于那里的工作人员每天中午需要午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只好不停地去逛故宫,以至于我到现在对于逛故宫这件事都非常发怵。但是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体验非常愉快,因为能触摸到第一手的史料,能够接触到很多丰富的历史细节。比如这样一份档案就让我印象深刻,它是嘉庆九年(1804年)粤海关监督延丰写的一份奏折,主要是向嘉庆皇帝汇报粤海关的日常工作。粤海关位于今天广东省广州市,主要负责中国跟国外贸易的管理和税收征收。面对这样一份非常日常的奏折,嘉庆皇帝随手就在上面写了朱批:“朕常服食槟榔,汝可随时具进。再,二阿哥处不可多送礼物,些微数件尚可。”这份奏折朱批里有两个细节比较有意思:第一,嘉庆皇帝喜欢吃槟榔。第二,这里所说的二阿哥是爱新觉罗·旻宁,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嘉庆皇帝在这份朱批中希望大臣不要向未来的君王提前示好,可能是显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是吸取康熙末年皇子争位的惨痛教训。这份奏折也引起两个问题:第一,这份奏折以及粤海关监督送给嘉庆皇帝的槟榔,还有送给未来君王的数件礼物,是如何从遥远的南方送到北京的?第二,嘉庆皇帝朱批的旨意又如何到达粤海关监督延丰的手中?答案当然是大运河了。

我后来的研究涉及到清朝的漕粮海运、两淮盐政改革、关税,每一项研究的背后都有大运河的影子,所以大运河成为我研究中绕不过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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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2500年的历史

1.春秋邗沟

中国古代,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显然就是水运。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了一条邗沟,沟通淮河和长江。邗沟开通之后,吴王夫差以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成为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我们说中国大运河存在2500多年,就是根据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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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国鸿沟

战国七雄同样和大运河相关。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今天的开封。它修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鸿沟的开凿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所以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邦国。

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里楚河汉界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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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汉魏晋南北朝经济中心南移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的变化不大,不过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又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即隋唐之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随着人口流入,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得到了发展,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中国政局的发展。

4.隋唐大运河

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进入中国大运河史上特别重要的发展阶段。隋炀帝为了派兵北上攻打高句丽,同时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获取财富,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由于隋朝建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而西安至洛阳之间的运道非常凶险,运粮极其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就在洛阳附近开凿修筑了很多粮仓,包括洛口仓、回洛仓和含嘉仓。含嘉仓是当时天下第一大粮仓,根据考古学家对它的发掘推断,含嘉仓储粮可达4.6亿斤。隋炀帝喜欢游玩,曾三下扬州,他非常急功近利,短时间内召集数百万民工来开通大运河,导致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所以隋朝很快就被推翻,隋朝二世而亡,是一个非常短命的王朝,隋朝开凿大运河但没来得及享受它的好处,而这条大运河的红利被后来的唐朝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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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隋唐大运河开凿的评价,历史上有不同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权力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就变成了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蓄水池,所以有人说“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也有人认为这条大运河修得非常好,“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他认为隋炀帝只是着急了点,否则其功劳简直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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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由于长安人口众多,从洛阳运粮到长安的难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唐朝皇帝只能越来越频繁地到洛阳“就食”。所谓“就食”,就是皇帝带着一大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到洛阳去解决吃饭问题。唐高宗在位27年,在洛阳“就食”长达14年;武则天在位20年,除2年在长安,其余18年都在洛阳“就食”。唐中宗时期,关中发生大饥荒,有人劝唐中宗迁都洛阳,结果唐中宗宣称:“岂有逐粮天子哉!”意思是哪有跟着饭跑的皇帝?他对迁都表示反对,但他的父亲唐高宗、母亲武则天,就是“逐粮天子”。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南方通道经常受阻,漕粮不是经常能很方便地运来。唐德宗时,因为漕粮没有按时到达,皇帝的禁军神策军发生哗变造反,结果江南的韩滉送来了粮食,唐德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取出美酒庆贺,同时把这个消息告诉神策军,神策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三呼万岁。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的安危,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也说盛唐气象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这条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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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朝浙东大运河

北宋定都开封,非常有效地避开了将粮食运往洛阳和长安的风险,运道得到很大改善,所以运河运用起来非常高效。北宋时期,每年通过运河运到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石到700万石,这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由于南方物资大量运来,导致北宋开封极度繁华。

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天的杭州为首都,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大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东大运河实际上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得到开凿和利用,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浙东运河最为高光的时刻是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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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以北京作为首都建立了元朝。为保证北京首都的物资供应,元朝最初采取的是海运,开通三条运道,最初开通的一条运道是沿着海岸线展开,它的缺点是吃水比较浅,船只容易搁浅。随后开通了第二条,最外边的航线,它的缺点是风浪比较大,船只容易发生倾覆,最终元朝采取居中的路线,既有效地避免了船只搁浅的风险,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船只翻船的危险。与此同时,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逢弯取曲,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面貌。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从南到北有效地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让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全部连通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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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开通京杭大运河的郭守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程,和今天的北京密切相关。他们开凿了从通州到京城内的一条运河,同时又从昌平引地下水到京城,供给这条运河的水源。南方的船只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接行至什刹海,在积水潭码头卸货。元世祖忽必烈看到南来北往的漕船在这条运河上穿梭,非常高兴,所以赐名这段运河为通惠河。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不过他对于南京作为都城非常不满意,认为在历史上以南京为首都的王朝都非常短命,三国时期的孙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晋和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都是这样。他建立明朝之后想迁都,首先想回到老家凤阳去,凤阳都城工程做了一半,突然意识到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战友已经飞扬跋扈,无法控制了,自己死了之后,朱氏子孙可能无法跟异姓功勋作斗争,所以废除了修建到一半的凤阳都城工程。随后又想建都宋朝的开封或者唐朝的长安,派儿子朱标到关中去巡视。非常可惜的是朱标从关中回到南京之后,很快就去世了,朱元璋受到沉重打击,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朕本欲迁都,今因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他表示自己年龄大了,精力不济,再加上明朝刚刚建立,如果要再修建都城工程,老百姓会受到很大骚扰,迁都这个事就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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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迁都的想法被他的儿子朱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完成了。因为朱元璋不相信异姓人,总是怕别人抢他的皇位,在位期间大肆诛杀功臣,同时分封自己的几个儿子到各个地方去做王,其中燕王就是分封到北京的朱棣,权势最大。因儿子朱标早逝,朱元璋将皇位给了朱标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建文帝。建文帝上台之后朱棣起兵造反,很快夺得了皇位,由于起家的地方是燕京,即今天的北京,所以朱棣上台之后很快就启动了营建北京和迁都北京的巨大工程。朱棣迁都北京既有个人的政治需求,同时也和中国整体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唐朝以前,中原王朝主要的外部压力来自西北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为了有效抵御外来的压力,就有必要把军事重心和政治重心放在西北。但宋元之后,中原王朝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北方的少数民族。为了有效地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就需要把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放在北方,就是让天子戍边。设想一下,如果那时把都城设在南方,凭借当时的通讯条件,一旦北方有事把信息传给南方,南方再做出决策反馈给北方,整体局势会完全失控。这正是京杭大运河开凿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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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北京工程极其浩大,朱棣花了14年,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物力,甚至还从越南调集了一些工匠。北京所有的物资基本都是靠全国支援,皇城里的砖瓦主要来自于今天山东的临清,所以临清砖瓦非常有名。大的木材主要来自于四川、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这些物资大部分是通过运河运到北京。北京营建成功之后,皇帝同样还需要大运河从南方运来景德镇的瓷器、江南的丝绸、漕粮、茶叶等物资,供他日用。所以有人说“北京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说“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确实是这样,当时营建北京、保障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政治。

科技之河

朱棣在位期间同时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就是修建南旺枢纽。京杭大运河沿线上地势最高的是今天的山东济宁,两岸的落差能达到30多米,而且济宁这个地方又缺少必要的水源,为了解决漕运供水的难题,当时的工部尚书宋礼和一个老百姓白英一起修建了南旺枢纽。他们主要考虑通过它提供引水、蓄水、分水和泄洪四个功能。南旺工程修建之后,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难题,让水源绝大部分流向北方,小部分流向南方,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天才性地解决了地势最高的济宁的漕运难题。这是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中国大运河是南北走向,而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从南方源源不断地获取物资,要从地势低的地方向地势高的地方运送物资。大运河作为一条人工开挖的河流没有自己的水源,它的开凿必须要依托于大江大河,同时也需要沿线的湖泊和地下水来给它提供水源。这些湖泊和河流在当时被称为“水柜”,即蓄水池的意思。然后在运河沿线修了很多闸、坝、桥梁,逐级提升水位,所以运河上的科技含量非常高。比如闸,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并不陌生,通过关闭后方的船闸,打开前方的船闸,前方河道里的水自然流入中间的区域,船只可以顺利地进入前方的河道,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向上提升。同时古人非常聪明,早就发现可以通过拉长河道的方式,减缓水势的速度和坡度,有“三湾抵一闸”的说法。所以大运河是科技之河,同时也是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条河流。

促进北京繁荣

大运河修建好了之后,为北京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是物质基础,还提供了充足的人口。有史料记载,当时北京的土著居民不到十之一二,其余都是从外地来的。大量人口来到北京,或是经商,或是从事手工业,或是读书,或是做官。到明朝中后期时北京人口已经多达200多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一趋势到了清朝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法国非常著名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写到“1793年北京的面积远不如伦敦,但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二到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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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之河

大运河修建之后,为南来北往的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成为一条外交通道,当时外国的使团到中国基本都是从运河往返。元朝时,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陆地上走到元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在中国待了17年,还在中国做过官,他本人曾经沿着运河到达过杭州,而杭州的富庶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写下全球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书里他把中国描述成人间的天堂。

明朝时,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同样也是坐船从南京经运河到达北京。

到了清朝,西方绝大部分使臣也是从运河到北京。比如荷兰的使臣、英国的使臣马戛尔尼都是这样,而且这些人在中国访问时留下了很多文字记载,这些使团的日记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运河沿岸的重要史料。

日本和朝鲜的使团到中国来,往往也是从运河上走。朝鲜有一个著名官员叫崔漙,他从杭州沿着运河到了北京,最后从北京走陆路又折回朝鲜,回国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漂海录》,里面有很多关于大运河的记载。

在中国还埋葬着两个外国国王,这都发生在明朝永乐时期。永乐六年,文莱国王到南京拜会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最后因病葬在南京,当时因为北京还没有建成,所以永乐皇帝没有让他沿着运河走一走。永乐十五年时,菲律宾苏禄国国王带着妻儿和340人的庞大使团,沿着运河到北京来拜会永乐皇帝,受到隆重接待。拜会之后,苏禄国国王又沿着运河南下,当时已经农历九月份,天气比较冷,可能因为菲律宾比较热,他承受不住中国的寒冷天气,所以到了山东德州时感染上伤寒,最后死在德州。永乐皇帝听到苏禄国国王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马上下诏让国王长子回菲律宾继承王位,同时让其王妃和次子留在德州给他守陵,明朝给予俸禄。由于苏禄国信奉伊斯兰教,明朝在德州建起清真寺供他们礼拜。回到菲律宾的国王的后裔经常派人到山东德州来扫墓。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因为其后裔在中国生活已久,中央规定其后裔可以入籍山东德州,变成中国公民,同时给他们赐姓,温姓和安姓。这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所以大运河也是外交之河。

经济之河

大运河修通之后,船只往来非常频繁,大运河成为当时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官船运送的物资包括漕粮、盐、铜、木材等等官方需要的物资。当时每一条船的载重量基本为500石,为了补贴漕船的运丁,明朝成化年间规定漕船一条船可以拿出10石的空间,载南方的土特产(土宜),沿途售卖,官方不征税。这个数据到万历年间增加为每条船60石,清朝雍正年间这个数据又增加到100石,嘉庆年间一条船可以带150石的货,相当于一条漕船1/3的载重量。漕船到北京之后空舱返回更容易翻船,所以也允许从北方带一些货到南方去。明清时期每年漕船出运的数量大约在10000条左右,一次出运带的货达到100万石,相当于1.5亿斤,数量非常庞大。当时从南方到北方的物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而从北方带到南方的主要是棉花和干鲜果品。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有名的运河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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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在运河上设立了一些税关,从最北端的崇文门开始,分别有天津关、临清关、淮安关、浒墅关、南新关、北新关等,关的数量并不多,但每年这些税关征收的关税额在250万-300万两之间。清朝全国一共设立了49处税关,每年税收的总量为500万两左右,运河沿线几个关就占其总税收量的50%-60%,证明运河经济往来非常繁荣和发达。关税在清朝基本上是按照商品价值的2%-5%来征收,通过关税的数据可以倒推出当时每年在运河上行走的商品的价值是多少。当然做推算时还要考虑到偷税漏税的情况。总而言之,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它也是一条经济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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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河

除了货运,运河上还有很多人来人往的客运需求,每年通过大运河往来的商人、举士、官员数不胜数。特别是文人,在运河旅行时,留下了大量文字记载。有学者做过不完全统计,仅仅明清时期,和大运河相关的日记,就有90多种。这里面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雍正时期长期和田文镜做斗争的李绂,因为李绂曾经管过漕运,所以他写过《转漕日记》。还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他因支持变法被慈禧太后罢免回家永不录用,他的《翁同龢日记》有很多关于运河的记载。他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当过大学士,写过《翁心存日记》,也记载了大运河。林则徐曾经有八年在运河上往返,他从北京到福州之间有八年的记载,也是今天研究大运河的第一手史料。

大运河也提供了文化交流的通道,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里都能看到大运河的影子。可以说大运河让中国的文化变得绚丽多姿起来。白居易写了一首《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对于丈夫的思念像运河里绵绵不绝的河水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当丈夫归来,两情相悦,月明人倚楼时,思念之恨才能终结,用非常拟人化的手法写出这样一种缠绵的感觉。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大运河非常柔情的一面。又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运河沿线的城市经过诗人的妙笔生花,披上浓重的文化色彩,变得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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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济宁除了南旺水利工程,最大的名片是李白。李白离开长安在齐鲁大地旅行时,济宁的太守贺知章非常喜欢他,邀请他喝酒,有一次忘了带酒钱,以自己的官印金龟换酒,成为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济宁贺兰氏酒楼老板仰慕诗仙的才华,以酒楼相赠,最初改名为太白酒楼,后来改名为太白楼。因为受到了济宁官民的热情款待,所以李白特意将自己的家眷从湖北安陆接到此处安家。杜甫和李白也是在济宁相识相知,成为好朋友。在济宁期间李白写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行路难》,以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千古名篇。

还有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和“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通过他的笔将最早开凿运河的城市扬州写活了。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大运河的滋润,李白还会不会写出“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如果扬州不在运河经济带,没有那份繁华,李白到扬州去干什么?同样到了清朝如果没有大运河,我们无法想象“扬州八怪”还会到扬州去讨生活。

运河沿线除了有苏州、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有一些略小一点的城市,也因为运河而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苏东坡曾14次到达常州,最后逝世于此。常州人非常高兴地说,苏东坡这样一个大文豪“未曾一日忘吾州”。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诗人是乾隆皇帝,一生写了4万首诗,大部分水平很差,但我觉得有一首诗写得比较好,就是写常州的,“门前一带邗沟水,脉脉常含万古情”。

元曲明清小说也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风所得的故事。窦娥临死前发出怒吼,希望楚州大旱三年,楚州就是淮安的古称。

四大名著都离不开大运河。《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从小在运河边长大,听南来北往的故事,所以才能精神焕发写出上天入地的孙悟空的形象。《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14岁时母亲病故,随父亲去苏州、杭州一带讨生活,在这里遇到了写出《水浒传》的施耐庵,施耐庵是苏州人。两人以师徒相称,后来一同参加苏州张士诚的反元起义,起义失败之后,施耐庵在淮安隐居写出了《水浒传》,水泊梁山也是大运河上非常有名的“水柜”。曹雪芹的父亲曹顒、祖父曹寅,都曾做过南京的江宁织造,后来由于政治斗争失败被抄家,家道中落,曹雪芹也尝尽了世态炎凉,沿着运河返回北京,写出了《红楼梦》。戏曲里唱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林妹妹哪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分明是坐船从扬州到大观园的,《红楼梦》里记得很清楚,她的父亲林如海去世之后,她坐船到扬州奔丧,又坐船回到大观园。

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小说都能跟运河联系上。《金瓶梅》写的就是大运河上的山东临清(清河)的故事。《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和凌蒙初都是江浙人,里面很多故事也和大运河有关。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人公是因为金兵入侵,从开封逃难至杭州,最后喜结良缘。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带着所有的财宝跟随李生坐船从京城离开,沿运河返回南方,在路上听说自己被转手他人,所以怒沉百宝箱,跳江自尽。还有蒲松龄在江苏宝应做幕僚一年多,收集整理资料,写出了《聊斋志异》,里面有很多故事涉及大运河,比如说《胭脂》就写到聊城的东昌湖。

昆曲和京剧的产生和发扬光大同样离不开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的昆山腔,用词精美,是中国古代文人剧的最高代表。昆曲诞生之后,依托运河向南向北扩展,成为明代中期至清朝中期风行全国的剧种。清朝戏曲家李渔写过《闲情偶寄》,他曾经带着自己的戏班子在全国巡演,因戏班人员、衣箱众多,出行大多都靠运河行走。京剧的诞生更是受益于大运河。明清时期徽商通过垄断和销售两淮盐业发家致富,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他们派遣四大徽班坐船进京献艺,后来又吸收湖北楚调、秦腔、昆曲等戏曲的精华,创造出适应南北观众口味的 “皮黄”,又称“京调”。京剧诞生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风行全国,成为今天的国粹。

书法绘画艺术中也有大运河的身影。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长篇画卷非常有名,一个是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长达5米多,描写了宋代开封繁华的景象。另外一个是清朝的《姑苏繁华图》,12米长,描写了清朝苏州商业繁荣的景象。

很有意思,由于运河沿岸城市商业风气非常兴盛,所以在清朝的苏州地区,农村成年男子大规模到城里经商或讨生活,导致农村出现空巢老人,当时有人就写诗说“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

民族融合之河

大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之河,长期生活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有一首诗是《阊门即事》,阊门是苏州非常繁华的运河沿岸街区,诗歌里说“四远方言总不同”,唐伯虎看到南来北往的民族和语言都不相同。不仅苏州如此,运河沿线很多城市,比如临清、德州、淮安都是回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共同和谐生活的城市,所以大运河也是一个民族的熔炉。

希望之河

运河也是普通老百姓寄托喜怒哀乐、寄托希望、追求美好生活的一条河流,很多举子通过大运河进京赶考。康熙九年,浙江举子蔡启僔进京赶考,路过了江苏淮安山阳县,山阳县县令和他同时参加过举人考试,蔡启僔想去拜访他,结果这个县令根本瞧不上蔡启僔这个落第举子,不愿意见他,告诉家丁“此人查明再报”,查这个人是真实想来拜访还是骗子。蔡启僔受到羞辱,愤然离去。没想到他当年高中状元,扬眉吐气之余,他写了一首诗“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好向榜首看”。意思是如果山阳县的县令想查我是谁,就查那个考中状元的人吧。十二年之后,蔡启僔的侄儿蔡升元同样高中状元,他又写了一首诗“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好事情都被我们蔡家占光了,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幸福。

大运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

大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经济之河、文化之河、民族融合之河,它对中国历史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像梁启超所言“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在大运河修建之前的千余年,中国经常发生四分五裂的情况,可是大运河修建之后,中国分裂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大一统的存在,就在于大运河提供了基础,让中国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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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近代大运河衰落了,衰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自然原因,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口,从此黄河改道,大运河受到淤塞,当时清政府正在和太平天国进行激烈的军事斗争,没有财力维护疏浚大运河,所以大运河就丧失了通航条件。其二,技术原因,随着铁路、轮船技术传入中国,科技改变了运输方式,进一步导致了大运河的衰落。随着大运河的衰落,运河沿线很多城市都受到很大影响,最典型的是山东临清。临清在元朝还是一个很小的村落,到明朝初年才被提拔为一个县,由于运河开通之后,南来北往,经济非常发达,所以山东临清关的税收曾经在明代时雄居八大榷关之首。到清朝临清进一步繁荣,它的地位由一个县提升为一个州,到乾隆时期又提升为直隶州,达到行政区划的最高级别。大运河衰落之后,临清的地位也迅速受到冲击,商人流失,居民减少,由原来的20万人减少为不足5万人,而同时期山东其他非运河沿线的城市都保持了人口的正增长。临清由直隶州在民国降格为普通县,即便到了今天,临清也仍然是聊城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可谓是元气未复。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运河得到重新再利用。南水北调工程有很大一段借用了运河河道,今天苏北运河段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黄金水道,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运煤的吞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2014年大运河被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大运河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向大运河灌水,大运河又重新恢复了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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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它直接见证了中国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政治中心由西北向北方的转移,同时它也见证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有条不紊地协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脱节,将它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2022年,当大运河全线通水时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质疑大运河全线通水值还是不值,是否划算。其实大运河不能不算经济账,但是大运河也不能只算经济账,因为大运河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一旦想到大运河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科技意义、民族交往的意义,我们就无法简单地用划算或不划算来做判断。这就好比我们觉得北京城墙不应该被拆除、万里长城不能倒下一样,大运河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文字和史料记载中,它应该成为鲜活的、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永远留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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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当大家再次有机会来到大运河河畔,看到运河河水慢慢流淌时,能够形成一种快乐,就是纵横2500多年,行程3200多公里,品阅人间百态,饱览历史沧桑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也是历史学这个学科历久弥新所带来的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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