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站在高考改革的十字路口

新华网 2007年06月10日

  新华网北京6月10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柯勇、许雪毅、刘丹)在恢复高考30年后的今天,高考改革成了争论最多的教育话题之一。
30年来,高考成就了无数青年转变命运的梦想,其缺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高考至今仍是我国最公平、百姓认可度最高的人才选拔制度。但随着时代发展,高考制度已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历史性地梳理高考探索过程中的若干焦点问题,也许有助于拨开争论的迷雾,更加理性地看待高考改革。

  焦点一:“一考定终身”,高考压力如何缓解?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2006年6月7日下午,陕西渭南一名女生比高考规定入场时间迟到了两分钟,被挡在考场门外。女生跪地痛哭哀求,但三名门卫始终不为所动……

  不管是时间上迟了两分钟,还是卷面上少了一分,对于无数孩子来说,高考决定着他上榜还是落第,上名牌大学还是普通高校,进而决定了整个人生轨迹的走向。因此,“一考定终身”是人们对高考最大的不满之一。

  为缓解高考集中的压力,2000年1月,北京、安徽等省市开始试行春、夏两季高考。然而,由于春考招生人数少、招生学校有限,考生报名数量逐年下降,春考逐渐陷入尴尬境地。至今,除上海外,其余省份均已放弃这一尝试。
去年年末以来,又有专家开出“一考变多考”的药方,希望给考生多次机会。此论一出,立起争议。批评者说:“多次高考犹如凌迟,比一次高考绞刑更为残酷。”教育部表示,高考“一变多”方案尚在研究过程中。

  事实上,“减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点目标之一。有关部门为此进行了多方尝试,一是减少考试科目,缩小考生备考范围;二是降低考题难度,意在让学生更轻松地掌握功课,腾出时间来自由发展。结果如何?

  1994年,高考科目从7科减到5科,但学生应试训练的强度仍未见降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哪怕只考一科,学校也会让学生训练到极限。就好比科举考试,只考作文,还是让无数考生累得吐血。

  2001年,北京考题难度略有下降,而清华录取线从前一年的600分升到625分。难度低了,考试分数就“水涨船高”,为了竞争,学生们仍然丝毫不敢松懈。

  尽管把高考时间从7月提前到6月等人性化举措受到普遍称赞,但日前新浪网组织的一次高考专题调查显示,多数人认为,30年来,高考对学生的压力有增无减,原因是他们除了高考没有别的出路。

  刘海峰分析,高考的压力其实不在考试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在传统的人事、用工制度和人才观念下,青年人成才途径单一,才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高考竞争实质是社会竞争的缩影,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单纯依靠高考改革来减轻学生负担难见实效。

  焦点二:“一把尺子量天下”,怎样展现人才个性?

  1977年参加高考的孟昭春,如今已是国内职业教育领域最有名的管理学专家之一。他说,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但是他却让女儿不要太看重高考。

  女儿高中英语成绩突出而其他科目一般,孟昭春对她说:“当前的高考用一张考卷评判所有人才,这显然不科学。你能否成才,关键看你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在于高考成绩。”

  “一把尺子量天下”是高考制度遭受的又一批评。孟昭春认为,人们总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单一尺度的高考却造成了更深层的不公平:一是不同学生有不同的专长、兴趣和职业倾向,这些被高考压抑了。二是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学生基础各异,作文考“面向大海”还是“背靠大山”对上海和重庆学生影响不同,英语考不考听力和口语对城市和农村孩子影响也不一样。

  1999年,教育部开始在部分省市试行“3+X”科目考试方案,这是30年来力度最大的高考改革动作之一。“3”指的是语、数、外;“X”是指从理、化、生、政、历、地等科目中自由选组或综合。广东省率先试水,到2003年,各地普遍推开,衍生出了多种形式。

  数年来,对于此项改革的评价不一。去年,国家统计局在京、津等十省市进行的一次专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3+X”体现了“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现代教育理念,但仍有约三成学生表示不赞成这种方案,认为它加重了偏科倾向和课业负担,没有完全实现改革初衷。

  为体现区域特色,2000年,上海率先打破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实行自主命题。去年,高考考场上已有15个版本的试卷。这项旨在促进区域考试公平的改革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同。

  纵观上千年的中国考试史,“统一”和“个性”一直是个两难选择,但既然人才需求是多样化的,就不能用单一标准来评价。总体看,这方面的改革正在逐步走向完善,专家们从各种角度提出了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主张,所有科目分为不同的难度等级,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学科专业,可选择不同难度的试卷,以进一步分解高考的结构性竞争。

  焦点三:改变应试教育,纠正“高分低能”弊端

  2005年,因面试不过关,11名内地高考“状元”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港大称,只求读书来港,完全不打算参与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就不会被录取。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所有高考“状元”都是“书呆子”,但应试教育造成大批学生“高分低能”却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高考偏重知识记忆,忽视学生实际能力的考察,结果造就了一批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考试机器”。

  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类似呼声就已出现,教育主管部门也一直努力在高考中加大能力测试的比重。如语文、政治等科目,本世纪初,试卷中课本知识的比重还占到一半以上,如今在一些地方已降至20%,其余内容则是能力考察。

  什么是能力?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说,现在世界上公认有几大方面的能力:观察能力、适应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特别是与人合作的能力。

  山东省2007年的高考改革新方案中增加了基本能力考试,它测试的是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应具备的最基本知识、能力素质,如观察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欣赏表达感受等能力。

  北京语言大学汉考中心副主任谢小庆认为,与知识考试相比,能力考试不容易受到强化辅导的影响,几乎是无法准备的,对记忆力要求较低,更关注受测者的发展潜力。但要改变长期积累而成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做支撑。

  2006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尝试通过“考试+面试”的方式自主选录学生,高校招生第一次与高考分数脱节,矛头直指“应试教育”,被称为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说,尽管面试招生的公正性、主观性以及成本依然遭受质疑,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但是把学生从课本知识中解放出来、让拥有较强综合素质的考生脱颖而出,已是大势所趋。

  焦点四:“废除高考”是否可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建议“废除高考”,建议用高中会考等方式测试学生“学术潜力”,同时大幅提高社会服务、学校社团记录、教师评价等因素在学生考核中的比重。去年则有专家提出“由中学老师推荐学生上大学”,全国统一考试分数不公开,只用来证明老师没有说谎。这些观点都引起了激烈争论。

  事实上,偏重用考试方式选拔人才的局限性早已显现,相关的改革探索也一直在进行。1984年,我国开始进行保送生试点。通过推荐、选拔和考察部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的学生,免予参加文化课考试,弥补统一招考的不足。上世纪90年代初,保送生计划人数曾一度扩大。

  但问题随即显现。为了提高上名牌大学的升学率,中学对保送生普遍“推良不推优”,还出现了申报材料作假、干部和教师子女保送比例过高等不良现象。1999年,教育部规定,所有保送生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2001年,每年约2万人的保送生规模被压缩至5000人,同时保送的“软条件”都变成了“硬指标”。

  还有高校自主招生改革。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扩大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去年增加到53所。这项改革使高校有了更多自主权,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拓展了空间。但出于公正性的考虑,自主招生比例一直受到严格控制,仅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5%。

  “废除高考”论者参考了国外经验,如美国高校招生,就十分重视中学老师或其他权威人士就学生社会实践、实际工作能力、品德、特长写出的推荐意见。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多数专家反对照搬国外经验。孟昭春说:“在我国社会诚信机制尚不健全的今天,实行推荐制一定会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

  目前,在中国还找不到一套比高考更加公平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新浪网的高考专题调查显示,“支持改革,不能废除”的意见占到86.14%,而“支持废除”的只有9%。

  30年来的实践证明,高考改革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它受到社会发展水平、教育发展均衡程度、诚信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刘海峰以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来比喻高考改革:如果相关配套措施和管理手段跟不上,操之过急,不仅会在实施中走样,还有把“小鲜”翻烂的危险。

2007年06月11日 08:53:3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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