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

李永晖   2015-03-09

  国学大师、教育家吴宓(1894-1978)早年留学哈佛,精研英国文学,回国后在清华等多所高校任教,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桃李遍天下。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李永晖撰文,回忆与吴宓的交往片断,追慕先生的博古通今、独立自由的学问人格,思索时代风雨侵袭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本文选自《世纪》杂志2015年第一期。

  1965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系。离开家乡前,西师外语系毕业生、在我母校四川新都大丰中学任教的刘昌和先生前来道贺,并向我介绍说:西师校园很大,风景很美,师资力量很强,特别是著名学者、诗人、红学家、翻译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吴宓先生在此执教,为西师这所名校平添了一线异色。

  听了刘先生的这番讲述,我对吴宓先生肃然起敬,决意到校后一定要去拜访他,向他请益。

上门向恩师请教

  到了西师后,我打探到吴宓先生有一个几成定式的生活习惯,即每天晚饭后都要从居所文化村出来,沿着大操场到三教楼这条路散步,于是便邀约同班同学唐永齐与我一道到大操场边“候驾”,一睹这位泰斗级学者的风采。到了大操场边约摸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吴宓先生果然现身了。他七十多岁,个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顶,戴了副极为普通的眼镜,身着灰色布衫,脚穿圆口布鞋,毫无一点大教授的派头,俨如四川人所称的“糯米老头”。但若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时左臂挂着拐杖,显得有点洋气。他散步不是慢悠悠的,而是一摇一晃地作细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他走路时双眼直盯路面,决不左顾右盼,精神之专注,有如做学问一般。

  入读西师外语系,教授我们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是中文系教授杨欣安先生。由于我酷爱中国文学,习作成绩不赖,杨先生挺喜欢我。当与杨先生混得较为熟络以后,我便向杨先生启齿,请他带我去拜访吴宓。殊料杨先生以“教务忙”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终究经不起我的死搅蛮缠,他最后还是应允了。于是在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杨先生便带我去到文化村一舍,见到了我心仪的吴宓。

  吴宓的居室不大,只有两间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这间屋子,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看上去显得有些寒碜。杨先生向吴宓问安后马上切入“正题”:“这是外语系李生,我的学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对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

  吴宓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被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吟罢长叹一声,流露出他与当年升庵先生一样,怀才不遇,满腹愁怅与凄怆。

  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活用。先生告诉我:“掌握文言虚词活用,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字为例,给我讲授它的若干种用法,并现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庆,我便可说‘吾送李生之重庆’。这里的‘之’是动词,‘去’和‘到’的意思。”这次聆教,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

  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使然。

  那时我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告诉”却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运动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宓先生。

“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延烧到西师,宁静的校园顷刻间沸腾起来。吴宓首当其冲,难逃一劫。据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给吴宓罗织的罪名大抵有这么五条:一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先生主编《学衡》,竟树起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与鲁迅打笔仗。二是在上个世纪举国上下闹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何况”一词的用法时造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先生使用这句话作例句,被说成是“发泄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课、写文章,甚至因丢失一串钥匙写一则遗失启事,皆用繁体字,从不写简化字。简化字是国家颁布的,不写简化字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经常寄钱给情同兄弟的亡友、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子,帮其解决生活困难,不时还周济个别有“政治历史问题”、生活窘迫的教师。于是上纲上线,厚诬先生“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养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爱妻邹兰芳去世后,每逢生辰和忌日,先生吃饭时总得多摆一副碗筷来寄托哀思,有时到北碚街上看电影,还要多买一张票放在自己旁边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欢娱。殊料先生所采用的这些纪念亡妻的方式,竟被说成“迷恋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为了抓“现行”,觅“钢鞭”,中文系革命小将还对吴宓先生实施抄家。可是“战绩”不佳,只从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烟盒纸记的日记,所记内容全属“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两个,鸡卵两枚”之类的生活流水账。“小将”们看了哭笑不得,空着两手,悻悻离去。

  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狂热时段。我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将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1970年,我毕业离开西师,再也未见过吴宓。先生后来的情况,我从中文系老师那里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为数不多,吴宓就是其中一位。听中文系一位老师讲,有一天系里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宓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殊料这位倔老头子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席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搞得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愤愤地骂了声“老顽固,反动透顶”便离开了。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宓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十分不满,马上站起来:“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惨遭蹂躏之时,先生竟能置自己荣辱与生死而不顾,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

转自《文汇报》2015年3月2日

2015年03月10日 10:23:29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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