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海棠诗

来源:《东方早报》2013-9-22 张旭东

  君子择善固执,其实择不善亦固执,孟子所谓“我自不动摇”,是为君子。后来他的“万物皆流,金石独止”,不能说与他这种性格关系小。

  胡文辉先生《陈寅恪诗笺释》自2008年刊布,倏忽间已是五年,今日此书繁体横排再版,订补颇多。作者远道又赠一部,惶悚感激。我当日对海棠诗提出意见,于今丰干饶舌,准备再说几句。

  《陈寅恪诗存》中有《燕京西郊吴氏园海棠》(一题作《吴氏园海棠二首》之一),全诗云:“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靥,吴妆流眄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原注: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

  前人娱乐太少,赏花是件挺重要的事。具体到陈寅恪身上,他似乎比较喜欢海棠。他写海棠的诗比较多,这里是他诗集里写海棠花的第一首。但赏花赏到“此生遗恨塞乾坤”,倒也少见。知必非单纯咏花,而是写其他事。那是写什么事呢?吴宓日记里面说:“寅恪此二诗,用海棠典故(如苏东坡诗),而实感伤国事世局。”胡文辉认为是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135页)。吴说太泛,几可笼罩一切,等于没说;胡说虽切,错了方向。

  第二句“照眼西园更断魂”,“照眼”二字从“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来,写海棠之艳,语简意完。陈先生长女流求有一则笔记,讲到1934年前后的陈家生活,云:“多数周末下午母亲带我和二妹小彭进城看望祖父。父亲星期六上午到东交民巷学梵文,后即回姚家胡同祖父寓所团聚。然后父亲和母亲带我们姊妹一同乘校车返清华园。”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先生四十五岁”条)陈家这种宁静的生活延续到第二年无大变化,但时局如此,内心不能真正的宁静,总有细小的物事,将触发宁静中的担忧。“照眼”二字写出了这种不其然而来的触动。那么,在1935年的暮春,吴家花园的海棠将谢,四十六岁的陈寅恪,看到依然红艳而终将谢去的海棠,究竟想到了什么让他顿感“此生遗恨塞乾坤”?

  第二联最不易解,我当年没说清楚的就是这一联,“蜀道移根销绛靥,吴妆流眄伴黄昏。”宋人陈思的《海棠谱》,第一句就说:“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这句可为“蜀道移根销绛靥”下注脚,说它发源于蜀地;“移根销绛靥”是说蜀花移至京门,漂泊中绛靥销却。《海棠谱》又说:“海棠虽盛称于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师、江淮尤竞植之,每一本价不下数十金,胜地名园目为佳标。而出江南者,复称之曰南海棠。大抵相类,而花差小,色尤深耳。”这句可为“吴妆流眄伴黄昏”下注脚,写其漂泊江南,依黄昏而憔悴。迁徙漂泊这一点其实吴宓也已看到,但他习惯于陈诗中寻“事”,于是认为这首诗与“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书之内容——‘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关。胡文辉虽详辨吴宓将蔚秀园混为吴家花园之误,却近乎固执地继承了他“共产主义运动”一说,抓住“蜀道移根销绛靥”的“销绛靥”三字,指称“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并加按语谓“海棠色红,故比喻以红色为标志的共产党”(137页)。但按照这种思路,下句“吴妆流眄伴黄昏”无法解释,故将“吴妆”解作:“亦作吴装,原指中国画一种淡着色风格,相传创始于吴道子,故名;又以形容色彩淡雅者,宋洪适(误作“洪適”)《海棠花二绝》之一:‘雨濯吴妆腻,风催蜀锦裁。’故此句仍指海棠的红色变淡。”(136页)硬要挤出“褪色”二字,流于附会。甚至“海棠移植他处,则红色减褪”这句话(136页倒行七),文中也没注明出处;而《海棠谱》明确说南海棠“花差小,色尤深”。文辉先生明显读过或查检过《海棠谱》(因为有所引用),不知为什么此书前面几段全忽略过去,没有解决“吴妆”即指“南海棠”这个问题。

  第三联“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上句说今事,下句用典,用典之处出注,谓“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我们知道,从黄宗羲到邓之诚,所倡导的以诗证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诗题、以诗注证史。诗无达诂,以诗证史难,以诗题、诗注(指自注)证史易。他们特别注意有作者自注的那些诗(邓氏《清诗纪事初编》是显例)。这首作品也有作者一个注,值得引起注意。作者用“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的典,正画出海棠漂泊的身影。整首诗写到这儿,惧漂泊、怕流散之感,已跃然纸上。

  尾联“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今日折枝,已是存梦,现依依不舍之情与对未来之无限忧虑。

  这首诗写海棠花,抓住这种花的移植历程,充满空间感,很自然地写出很多颠沛流离之感、迁徙无助之情。

  不是每首诗都有思想,有故事,但这首诗我觉得还是有其内涵,因为涉及“避地”,这可能是陈先生平生诸多主题中的一个。1937年以后,陈先生可以不走,事实上很多人也没有走。但陈氏很知道自己的性格,他不能忍。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对这种离乱早有预见,如《赠蒋秉南序》(1964年)云:“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柳如是别传》卷首云:“天下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这些文辉先生大著都已提到,但没有发挥应有之作用。陈先生这种恐乱世、惧漂泊的情感在1935年平静的生活中被海棠所触动,抒发出来。

  二是他早有应对这种局面的准备,也就是说,一旦到来,是走还是留,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研究唐代,研读过韩偓的诗集,并作过批注,对韩冬郎唐末避地闽中,远离朱温所占的政治中心,有所认同,《四库提要》由此谓其人为“唐末完人”,这种判断在清末士人中影响很大。这个意见,1927年王静安自沉后,他写挽诗,有“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之句,就有清楚的表达。意思是不该死,应当避地。但是“避地”对于体弱多病的陈来说,毕竟是件艰难的事。他自己不想动,流求所描写的1934年的生活,甚至可以看作他的理想。但卢沟桥事变以后,陈三立绝食而死。如此处境,父死于斯,子必不能留。义无反顾,走上思想上已有准备、身体上不愿实践的避地之旅(他后来戏谓“自笑平生畏蜀游”)。随校南迁,目盲脚膑,皆在途中。这是第一次避地。

  抗战结束后,重返清华,过上盼望已久、甚至觉得一生都难以再求的平静生活。好日子是短暂的,至1948年底,决定离开都门,避地岭南。目盲脚膑做大撤离,一如数年前之坚决不犹豫,可见他这种避地的思路有多“顽固”。他不以自己为废人而能幸免,离开中心是打定主意的“读史早知今日事”。这是第二次避地。(顺便提及,“读史早知今日事”这个名句,就是《吴氏园海棠二首》的第二首里的句子,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第一首。第二首不能在这里赘述,请自翻阅。)

  在第一次避地的途中,在蒙自写下海棠诗;在第二次避地的岭南,写诗思念在清华手植的海棠,都与这最初的一首海棠诗相呼应,描摹出飘泊的花。

  至于1949年去留问题,胡文辉、张求会二先生皆有新证,均有理。但鲲西前辈更有倾注情感的表达,他说:“总而言之,一代宗师,于史无所不读,历代兴亡尽在其默识中,抑且殷鉴不远,是则晚年之遭际,其失在一念、仅仅一念之差也。”(《补白二则·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一文读后》,《上海书评》2009年7月11日)而台湾亦是是非之地,以他“打定的主意”来看,陈先生之留而非去,并非“仅仅一念”“一念之差”,而是由来已久的应对。我们替他后悔,也许不必,因为这不是他一时顾及不周,而是筹烂谋深的出处之道;虽然这次错了,由于种种原因,大陆放弃了解放台湾。

  君子择善固执,其实择不善亦固执,孟子所谓“我自不动摇”,是为君子。后来他的“万物皆流,金石独止”,不能说与他这种性格关系小。

 

2013年12月20日 10:06:50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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