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丰碑:陈寅恪先生学行小记

来源:人民政协网   刘梦溪

   1949年北京解放,但陈寅恪先生并没有留在北京迎接全国解放,当然他也没有桴海他行。1948年12月,先生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到广州停留下来,在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9年离开人世,在岭南度过他生命的最后20个春秋。

  在1942年先生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过一段极为深情的话:

  百年以来,洞庭横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饥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废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金明馆丛稿二编》)

  先生一生文字很少流露此序所表达的对中国未来的热切憧憬,虽然其用意是在勉慰杨树达先生,更关乎自己素所追寻的梦想。可惜他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

  基于先生的学术声望,学校主事者及当时中南局和广东省的首脑,对先生是礼遇的,关怀生活起居有时甚至细而入微。1954年国务院尝派人赴广州动员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开始先生不是没有就意,对助手黄萱说:“我们到北京去,你也得跟我们一起去。”但后来决定不去。表面理由是贪恋南方暖和、不善行政工作等等,实则当有更深层的原因。

  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先生的学术思想遭公开批判,致使不能再登讲堂。“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桔黄蕉斗岁新”、“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1950至1966年所写诗计200余首,集中反映出先生晚年的心境充满了困惑、忧伤与惋叹。

  尽管如此,先生的学术研究仍结出丰硕的果实。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整理完稿,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线装印行,后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普及本出版。1951年写成《论韩愈》一文,这是先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接着,就是有名的《论再生缘》的写作。最后则有三卷本、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的撰写,穷1954至1963前后十年之功,终于在目盲体衰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为明末一代奇女子立传的明清文化痛史。书成之后,先生有诗感赋,其题曰“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丑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961年写给吴雨僧的诗里,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句。读者如不察,很容易因先生的自嘲把他晚年呕心沥血的两大著述,当做等闲的消遣之作。实际上,《论再生缘》的写作,特别是《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书,是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经历和治学经验的总结,最能见出他的学术精神。如果说已往的著作大都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别传》则是借传修史。

  1929年,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所立的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铭,写出一段极不寻常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话,既是为王国维立铭,也是为寅恪先生自己立铭。《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中心题旨,就是冀图“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这两部著作先生生前未能出版。

  自1952至1966年,黄萱女士出任先生助手,许多论著都是经先生口授,由黄萱女士笔录而成。1962年7月,先生右腿骨在入浴时跌断,经住院治疗,仍未痊愈,以致只能半卧,不能立行。从此盲目而复膑足。一年前吴宓自四川来广州探望老友,在日记中记下先生的形象:“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目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待到右腿跌断,“以杖缓步”或“搀扶而行”,也不能够了。不久“文革”发生,先生遭迫害,致使心脏病加重,于1969年10月7日清晨病逝于广州中山大学自宅,终年80岁。一个月以后,即1969年11月21日,与先生40年甘苦与共的唐晓莹先生也撒手尘寰。两年前先生尝预撰挽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先生无子。女三:长女流求,医务工作者,在成都医院工作;次女小彭,学农艺,定居香港;三女美延,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经蒋天枢教授编辑的《陈寅恪文集》七种九册,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距先生之逝已11个年头了。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文集》十三种,为迄今最完整的版本,此距先生之逝,更过去了三十有二年。而1964年先生所作之《赠蒋秉南序》写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又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文化之于先生,既是生命,又是信仰,又是终极关怀。

  本文为刘梦溪先生《陈寅恪先生学行小记》一文的节选。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写作《论再生缘》,起因是为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所感染。而他最后一部巨著《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更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一生为学,厚积薄发,淡泊自守,“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世局变化,不逐时俗,是真正成为“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现代学者。

 

2012年10月17日 13:59:17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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