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引进和建立 

吴再生

  内容摘要:1928-1934年,吴有训与叶企孙合作,引进、建立美国“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他们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立起“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与科研结合”的“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在中国首次组成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一流师资队伍,实现了教育与科研共同跨越式发展;提交出一系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同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科学人才,造就了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历史辉煌,使之成为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随后,上述教育模式又为国内理科教育界所接受,推动了国内理科教育和科研的大发展。

  以上历史实践的结果,表明了:“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体现了高教发展规律,以及这一模式在中国的实施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高效率和行之有效的。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建议教育界关注、研究这段历史。

  本文讲述的是一段推动了中国理科教育和科研大发展,却被长期遗漏的清华大学校史。

  中国的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是由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从美国引进,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实践、逐步建立的。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理科教育与科研的跨越式发展,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科学人才,而成为我国理科教育史的一大“亮点”。 希望通过对这段清华历史的回顾、研究、总结,能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作,提供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借鉴。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所以它在美国的科研和精英人才的培养方面占有重要、独特的地位。“研究型大学”基本的教育模式是:将教学和科研视为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故教师既要从事教学,也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并且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实现教育与科研共同发展。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都拥有一支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一流师资队伍,其中很多教师是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和知名学者,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中国的留美学生群体中,带头依据科学的指导思想,系统的、积极且有计划有步骤的、引进建立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并由此取得了教育与科研重大成就,进而推动中国教育、科研发展的代表人物是:吴有训和叶企孙。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学部委员、兼学部主任,中科院副院长。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解放后拆分、改名为: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1921年冬考取江西官费留美。他在1923年至1926年间,师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A.H. Compton)教授做研究,于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期间他对著名物理发现“康普顿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共发表十篇论文,对康普顿效应的确立与理论的充实做出杰出贡献;“康普顿效应”的发现被视为近代物理学发展的转折点,康普顿本人因这一发现而荣获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吴有训也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他是中国物理界参与“诺贝尔奖”研究工作并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第一人。上述工作经历,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并且这一差距除了体现在科学实验研究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教育思想、理念方面,具体来说就是:体现在国内传统教育模式与美国“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之间的差距。基于这一认识,形成了吴有训的早期科学、教育理念,他将其表述为:

  “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在中国的学术现况下,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所以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

  概而言之就是:要建立“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与科研结合”的“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推动国内大学理学院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叶企孙(1898~1977)上海市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学部委员。1918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以庚子赔款留美公费,插班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大学三年级。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先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W.杜安(Duane)和P.W.布里奇曼(Bridgman),进行实验物理研究。1921年在杜安教授指导下,叶企孙与帕尔默(H.H.Palmer)合作,用X射线法重新测定了普朗克常数h值,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公认为最精确的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十余年;他并继续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1923年6月,叶企孙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先任东南大学副教授,1925年夏到清华大学任教,并受命创建了清华物理系,任系主任。叶企孙的留学经历,使他深知“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对教育、科研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努力寻访具有科研突破实力的人才,并且十分重视实验物理教育;他充分运用清华有“返还赔款”这一经济优势,购置了大批先进实验设备、仪器;到1930年清华物理系已拥有了“国内无出其右的实验室”,为后来建立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926年秋,吴有训谢绝了导师康普顿热情挽留,返回祖国。 1927年应聘为他的母校、当时已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副教授、物理系主任。1928年经胡刚复(吴有训的老师,也是叶企孙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系主任)介绍,吴有训与叶企孙结交,并彼此对科学、教育思想达成共识。他接受叶企孙聘请,于1928年9月辞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赴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吴到清华不久,发表讲话:“……以后我们希望在本校得几位大物理学家,同时还希望出无数其他大科学家”,可以认为,这就是吴有训与叶企孙(以下都简称为吴、叶或叶、吴)对清华大学理科教育目标的“共识”。

  从此,开始了吴、叶合作,共同实践吴有训早期科学、教育理念,即: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推动建立“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与科研结合”的“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

  一、从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入手

  1928年秋,吴有训在叶企孙的支持下,从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入手,着手实践他的早期科学、教育理念。他在完成教学的同时,用了近三年期间,对近代物理学的有关X线散射系列课题,进行了理论与实验研究,共发表13篇论文(其中1篇与陆学善合作);根据《清华物理八十年》所述:以上论文中有8篇先后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即2篇《Nature》、3篇美国《国家科学院会刊》、3篇《物理评论》;其中的首篇论文1930年发表于英国《Nature》,这也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做的近代物理科研成果,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的第一篇论文,著名学者严济慈先生当年曾赞誉此事:“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他在清华物理系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近代物理研究实验室,开创了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实验研究体系,从此掀开了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的第一页,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受到国际同行普遍重视,被美国著名学者康普顿,沃兰(Wollan)等多次引用。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因在国内的科研成就被发达国家学术机构(德国Halle自然科学院),授予学术荣誉的物理学家,德方来函称“这是表示承认和钦佩阁下在物理学上的特殊贡献”。

  严济慈先生当年曾对他的学术贡献评价:“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上述这些“第一”,使吴有训成为实现我国近代物理“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带头人。

  吴有训并且始终坚持了“立足于世界科学发展前沿”,正如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所说:“他(指吴有训)对物理科学的两个主支学科——核物理和固体物理,更是百般关注”。从一开始吴、叶就达成共识,关注正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热点的核物理及固体物理,并考虑如何能在清华物理系开展研究。他先是指导余瑞璜(后成为早期中科院院士),在1930年就研制成了中国第一个盖革计数器,可用来测铅对γ射线的吸收系数,当时盖革计数器是核物理研究最新的测定仪器,清华物理系学生就已能使用了;后又与叶企孙商议,委托当时在巴黎留学的施士元购买了镭源;他们想方设法为近代物理研究实验室创造条件,使清华大学物理系能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就开展了核物理实验研究;并于1938年在昆明成立了由吴有训兼任所长的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科研,在吴有训的带领和叶企孙的支持下,不仅开创中国近代物理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并且还逐步形成了:立足于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队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其研究课题具体如下:(按时间前后的顺序排列)X线散射系列课题(吴有训)、电路双矢量方法及真空管的性质与效能(萨本栋等)、广义相对论(周培源)、核物理γ射线散射和中子共振吸收(赵忠尧)、威尔逊云室(霍秉权)等,且相继做到了“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另外,此前叶企孙所进行的建筑声学研究及指导施汝为进行的磁化率研究,也开我国对上述研究之先河。

  继吴有训之后,赵忠尧(在1933年至1937年)、余瑞璜(1942年在昆明金属物理研究所)都分别做出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物理系教师的科研也普遍达到了国际水平,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很大影响。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革新理科教育体制,终于建立起了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

  (一)坚持教育与科研结合,形成了理科教育新体制,从体制层面为建立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提供了支持。

  吴、叶倡导、实践、推行“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师不脱离科学前沿”,提倡大学教师要做实验研究,以逐步实现教育与科研结合。由于吴的全力推动和叶的大力支持,“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师不脱离科学前沿”延伸成为物理系聘请教师条件之一。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师普遍重视实验研究,既教学又做研究,而没有所谓“纯教学的教师”了,从而在我国首次明确了: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首次在我国实现了教育与科研结合的新体制。

  对这一重大转变,吴有训曾作以下论述:“以前国内大学的教师,资格很随便,只要是留学生,似乎什么都可以教;结果当然不免有缺点。现在大学聘请教师,不但要问所学的专门学科,且须顾及己发表的研究工作及其价值。此种转变,不是偶然的结果,……一个学科在国内独立的程度愈高,在国外专攻该科者所受的估定也自然的是愈加严厉”。

  清华物理系的教师们始终不脱离科学前沿,使物理系每位教师就是科学家,他们处身于世界科研一线,因此他们也成为有关学科领域的国内权威学者。

  由于强调科研能力对理科教育的重要性,提高了教师进入门槛,因此从体制层面为建立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

  (二)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提出了“理论知识与实验能力并重”的教育方针;同时又坚持了高水平教学和严格要求学风。在中国首次组成了“一流师资”队伍,终于建立起“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

  在教育思想方面,吴、叶倡导“理论知识与实验能力并重”的教育方针,其目标是培养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验研究能力的科学人材,这也成为清华物理系的既定教育方针。对此,叶企孙指出:“在教课方面,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 对这一方针,吴有训更强调了实验研究是近代物理学发展的基础,他具体地叙述为:“理学院的训练……课程不尚高深和数量,唯着重于基本的学程,力求切实与彻底。……另一方面,……对于实验的技术,手眼的训练,特加留意。……实验工作之能否成功,有时全在这些工作之是否精巧……所以这一期的训练对科学工作,立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按自己科研实践的亲身体验来安排、指导实验课,使学生置身于模拟科学实验研究的“实战”环境中进行实验课学习,从而做到了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学生日后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很多当年的清华物理系学生,后来的著名学者,曾有过一系列生动的回忆。应该说,当年清华物理系密切结合科研实践的要求,来培养学生的科学实验研究能力,在当时的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吴有训很早就曾自豪地说过:“(物理系毕业生)要是有机会出国,便立可加入欧美任何大学的研究室进行工作”。

  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如王淦昌、龚祖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余瑞璜、何泽慧、陆学善、葛庭燧等诸院士,都深受上述教育方针之教益。同时也引领了当年我国实验物理科学的发展,为我国近代物理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同时吴、叶在教学方面的讲授,更体现了“与世界科研发展共进”。例如吴有训的“近代物理”课程,向学生系统介绍了20世纪以来国际物理学的最新发展和一系列重要物理实验,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且紧密联系世界科研发展,受到了清华师生的关注,成为当年“著名的讲授”,并在教育界产生影响。据钱三强院士回忆:他正是因为在北大听了吴有训的课,认识到清华名师的水平,被其吸引,就转到清华物理系来了。叶企孙的教学也同样具有以上特点。

  并且清华物理系的教师们,做到了每位都具有个人的教学特色。

  吴、叶还始终坚持了:对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在学习方面的严格要求。从吴有训所写《清华物理系概况》(1931年初夏)对新生的学习“指引”所提出系列的、具体要求,即可窥得这种严格学风之一斑。

  综上所述,清华物理系在吴、叶的倡导、示范、组织、推动下,首次在中国组成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一流师资队伍;同时,实现了教育与科研结合,共同发展。

  吴、叶终于在清华物理系,系统的、成功地建立起了“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与科研结合”的“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

  (三)营造了良好的学生素质培育环境。

  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使清华物理系成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体。

  开放性和民主性,是形成“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的基础,因此其管理必定是学术性的(绝不是行政性的),这就注定了吴、叶必然始终在物理系,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即由衷的尊重每一位教师和工作人员)和重视对外学术交流。从而营造了物理系良好的“综合性教育环境”(即包含学术环境、人文环境),在清华物理系造成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关系亲密、融洽;教师们在认真授课的同时,又全力做科研并做出了可称道的科研成就;国际物理大师多次应叶、吴之邀来清华讲学等等,喜人的良好局面。

  对上述情况,吴有训曾在他所作《学术独立与留学考试》的演讲中做过介绍:“由一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便可造成一种风气……似乎逼着人不得不感到学术的兴趣和工作的决心,便是这种风气的一个表现”,在物理系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和谐、勤奋、进取”的风气。同时吴、叶又严控主课的份量,要求学生选修理科其他专业和文科、工科课程,鼓励学生探索、鼓励自由讨论,成立学术社团等。而上述这一切,对于学生的知识积累,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著名学者钱伟长院士曾回忆当年的学习环境:“在叶企孙、吴有训老师的倡导下,鼓励自学,鼓励在学术上自由争论,鼓励选读化学、数学,甚至机械、电机、航空等外系课。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系里常有学术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如玻尔、朗之万等讲学……”,他得出的结论是:“使我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方面建立了较为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推动下,成功地营造了当年国内少见的,以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谐、勤奋、进取”的风气、联系实际的学风所主导的育人环境。

  三、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的成就和贡献

  (一)“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与科研结合”的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造就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历史辉煌,使之成为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大学。

  1.中国近代物理学和清华物理系,都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同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科学人才。

  吴有训在清华物理系开创了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带领的清华物理系科研“团队”(也是教师),作为先驱者们的主要力量,推动中国近代物理学,从只能在口头、纸面上“清谈”,跃进到有了自己的实验研究体系,成为立足于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科研队伍,提交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究成果,形成了可以持续发展系统;使中国近代物理学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拥有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一流师资队伍,并有着良好的学生素质培育环境,使清华大学(含西南联大)物理系人才辈出,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优秀科学人才。

  物理系近半数毕业生成为中外院士,清华物理系实际上成为研制中国“两弹一星”科研人才的“摇篮”。

  因在科研和教育二方面突出的成就,使清华物理系成为一流学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就如何祚庥院士所说:“据我所知,在解放前,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中国物理学界是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2.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在理学院的铺开,带动了清华大学的“崛起”。

  正如老清华大学资深教授陈岱孙先生所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的排头兵”。

  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的铺开,使理学院“整体的”科研、教育骄人成就,更成为当年清华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清华大学成为国内学子心目中的科学“殿堂”,并带动了清华大学的“崛起”,在短期间内一跃而成为一流大学。

  总之,吴有训和叶企孙通过对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的成功创建,为实现他们的清华大学理科教育目标“共识”,奠定下基础,形成了良好开端。

  (二)中国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对中国大学理科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形成了以下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作用和影响。

   1.中国理科教育界,逐步达成共识,接受了上述教育模式,并且付诸于行动;中国各大学理学院,根据当时自身的学术条件,就一直不间断地、不同程度地、在实现着朝向“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与科研结合”这一目标的转变,并最终形成为巨大“合力”,推动了中国科研和教育发展。

  从此中国理科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它也为十几年后新中国理科教育及科研发展奠定下基础——为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系统支持与保障,为发展准备了人才,为发展铺平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教育模式虽经历曲折,但通过实践,经过全面比较后,仍作为一项有用的“方式”而被延续使用。

结束语

  从1928年秋吴有训、叶企孙开始合作。先约用了六年时间(1928~1934),在清华大学理学院,系统的、成功地建立起“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与科研结合”的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1935 年吴有训在清华24周年校庆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留学考试》演讲,以“求学术独立”为题,系统的总结、介绍了此项工作。

  1928年至1937年成为吴、叶合作“黄金阶段”,清华物理系在这九年期间的60位毕业生,后来近半数成为中外院士,多人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清华大学理学院当时所取得的科研、教育成就,也对我国高教界产生影响,并成为当时中国理科教育的“先行示范者”(且这一“示范”,经受住了后来七十余年岁月的历史检验)。可惜的是紧接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打乱了所有的一切。

  回顾这段历史:吴、叶是以学术性管理贯穿着全过程,保证了实实在在的学术进步,又同时做到了科研高起点、学术高水平,凸现了创新意识,从而脱颖而出,获得成功,因此这是集学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共同的成功。

  吴、叶所建立早期“研究型大学”教育模式的大获成功,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应该尊重这一基本教育规律。实践也表明了这一模式在中国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行之有效、高效率的。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因此,建立现代“研究型大学”应该作为我国高教发展的选项之一。具体的说就是:如何按邓小平理论的“拿来主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研究型大学”。

  中国未来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必将超越吴、叶的成就,培养出中国所需要的、前所未有的精英人才。

  同时建议中国教育界,关注、研究上述这段历史。
 
  本文承蒙华东师范大学缪小春教授和清华大学田芊教授提出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来源:校史研究室网站 2010-08-16

2010年08月23日 08:14:0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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