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阙疑”精神

■ 李学勤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博,成就卓越,在学术史上早有公论。他一生学风笃实矜慎,不轻易立说,也不任意争辩,虽已多年闻名于海内外,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读他的著作和传记,我觉得很突出的一点,是他不强不知以为知,是像我这样的后学难于学到的。这里试举王国维先生对《尚书》的研究,作为例证。

  大家知道,王国维先生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论文集《观堂集林》,开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说》、《洛诰解》,一直到《〈书〉顾命同瑁说》等好多篇,都是关于《尚书》的,可说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他却再三声明《尚书》有许多地方“不能解”。

  《观堂集林》卷二收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其中王国维先生自述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坦承他对《尚书》好多文句“不能解”,并且指出前人的解释“不可通”,是“强为之说”,他不能与之苟同。

  1924年夏,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讲的“多闻阙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二语,认为:“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接着他讲到《易》和《书》的“难解”,并说:“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

  这样一部别开生面的《尚书》注,王国维没有写成,但他于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曾专讲《尚书》,确实体现了“阙疑”这一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吴其昌先生的《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和刘盼遂先生的《观堂学〈书〉记》,他上课先讲述历代《尚书》传流和注释的历史,其间便强调“其不可通音,终不可通也”。他讲授《尚书》各篇,于各家学说择善而从,同时结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颖见解。例如讲《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为据,论证元代金履祥以该篇为“祖庚时文”的正确。类似的精彩之处,不胜枚举。可是在很多地方,他都说“不解”。如《盘庚》“汝分猷念以相从”,他讲“不解”;同篇“各设中于乃心”,他说“设中不解”;“鞠人谋人之保居”,他说“此语不解”;《微子》“我旧云刻子”,他也讲“此语不解,王充引今文《尚书》作‘孩子’,更奇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王国维指出前人注解《尚书》多“强为之说”,许多文句“终不可通”,并不是抹杀历代学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认为《尚书》的研究不断前进,各时期的著作都有应当肯定之处。这从他最后一篇有关古代研究的作品《〈尚书覈诂〉序》可以看得很清楚。

  《尚书覈诂》的著者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学生。他听了王国维的《尚书》课,编著《覈诂》四卷,得到王国维,还有也任导师的梁启超的奖励,经修改后,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这个时候是在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的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篇序文,把历代《尚书》之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伏生到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学;从孔安国到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是古文之学。“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阶段始于北宋欧阳修、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脱注疏束缚而以己意说经”。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编《书集传》,“可谓集其大成者也”。在这以后,王国维历数清代阎若璩以来各家成绩,一直讲到俞樾和孙诒让,“惜未有荟萃而画一之如孔、蔡二传者”,希望杨筠如“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则孔、蔡二传又不足道矣”。这可说是他对未来研究的期待。

  这里我们看到,王国维对历代各家《尚书》学者的优长,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孔、蔡二传为《尚书》学两大阶段集大成之作的提法,尤为创见。他说二传立于学官,各数百年,“然《书》之难读仍如故也”,只是说明《尚书》本身古奥艰深,并非归咎于研究的学者,只要实事求是,深入研求,疑难终有解开的一日。这就可以看出,王国维提倡“阙疑”,不是什么不可知论,而是一种有利于研究进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06-02


 

2010年06月04日 09:56:0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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