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越先:九十岁的沉思

  提及联大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每人的体会各不想同。我活到近九十岁,越发清晰地领悟到,联大教我的,不只是书本,不只是知识,更关系到如何做人。

  那时候,联大的老师像跑战争警报那样,一路奔跑着赶往教室上课,满头满脸涌出汗水——那是当年教我们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先生。在他身后,我和郑敏两个女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老师的带动下,我们每天早上一出门,就跟在冯先生后面奔跑,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迟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不也是在不停地奔波吗?瞬息是欢乐,接着人非物换,究竟还是靠西南联大给我的哲学教育,使我对处境的一再变化都看得很开。



  回想当年的老师,先想说的是金岳霖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第一次看到我就说,“你父亲是个名士派!”父亲顾寿颐是第一届留美博士生。他们在美国就相识了。金先生人长得漂亮,总是西装笔挺。我在联大学哲学,金先生是哲学系教授,他的逻辑学是必修课,教材用的是他自己编写的《逻辑》。他是大学问家,在生活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系统,这导致他和林徽因的八卦满天飞。别看他对林徽因有感情,但他的逻辑和徐志摩的逻辑就不一样。徐志摩是那种激情式、占有式的;他则是理智的,但又有那么一点非理性的投入。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感情,可谓升华到了一种非常的尊敬;后来,林徽因患病期间,金岳霖倾其所有薪水相助,这就不是一般崇拜者所能做到的。林徽因的孩子和周培源的孩子结婚,他们从小就叫“金伯伯、金伯伯”,很亲切的。金先生一生未婚,“最后”还是靠这一对年轻人照料。这种人生逻辑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也许,只有我们那代人,才能够理解。

  联大的红楼梦讲座很轰动。老师发言,学生也发言。我喜欢金先生的看法,他赞美宝玉、黛玉,不喜欢宝钗,这也说明他当时是很清高的。解放后金岳霖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第一个入党的,他曾跟我讲:“我入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转变,这时的金先生,和他联大时期的思想体系有很大的改变,这也符合他的人生逻辑。到了“文革”,他对“天派”“地派”可就全不信了。

  金岳霖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结。他跟我讲,我一生最大的收获是教了三个学生:一个是殷福生,也就是殷海光,他后来去了台湾;第二个是王浩,后来去了美国;第三个是吴英奎,可惜自杀了。我一听,不觉有所感触。先生说这番话,心里不免有些愁闷和遗憾吧?但从做学问的角度看,无论去台湾还是美国,都是殊途同归——殷海光的自由主义阐述,王浩的数理逻辑贡献,均可载入人类文明史册。其师生两代人的贡献也可说,同归无早晚,联大有清源。

  金先生提到的三位学生,也是我的校友,似有必要回忆一下。殷海光到台湾后,因为反对国民党,没有工作。我知道有位王太太帮助过他,她先生办《人生》杂志,收留了他。当然台湾那些年有好多文化人资助他,因为他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鼻祖与启蒙大师,也因此受到严重打压。殷海光一生著作甚丰,一次,我在王太太家看到全集18册,令人钦佩。可惜他很早就病逝了。

  王浩这位学问家的功业大家都知道。我跟他是同学,记得他理发用剪刀。他是先研究数学,后来攻哲学。记得大约是1972年,中美建交,王浩和陈省身等美籍科学家一起访问了中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回国期间,王浩约见一些师长和同学,这些见闻让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这跟他以前所学的哲学体系格格不入,他转向这一领域,研究了六年。之后,他又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王浩回来那年,我去看金先生。先生跟我讲,王浩回来,我没见。为什么呢?因为王浩拜访了一个金先生不欣赏的人,一个“四人帮”时期比较活跃的文化知识分子,就是说,金先生这时期已不那么紧跟了。王浩回国后写文章,后来《参考消息》还登载了。王浩作为一个数理逻辑学者转向哲学领域研究,这两个学术身份伴随了他一生。

  王浩又回国来时,学部委员张炳熹请王浩吃饭,我作陪。我见到王浩,一下子记起他在昆明时期的样子,穿着一双布鞋,前面脚趾头都要露出来了……他看见我,就说,你那眼镜腿怎么还没折啊。这真是联大人的气味相投,在一种貌似邋遢的衣着底下有一颗彼此相通的心。一个时代一种风格,我们不修边幅也不失为那时的时尚。那天聊到日常生活时,他说,我有三座房子,我一座,爱人一座,女儿一座。我一听心想数学家喜欢数字“3”,生活中亦有狡兔三窟之说,那么哲学方面怎么解释呢?后来再一听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女儿和太太不合,那么他将她们“分而治之”,这样减少矛盾。有时和妻子住,有时和女儿住,这真是王浩式的美式生活,“三权分立”,还挺新鲜的。

  王浩再回来时,金先生问男管家老王,“我们要不要招待王浩啊?”老王拿主意说,饭就不必了,招待他到家里吃西瓜吧……金先生听从老王的建议,这回师徒总算见面了。

  金先生的第三位高徒吴英奎十分可惜。他对感情太执著,追求的对象和别人结婚了,他就自杀了。我们觉得特遗憾,逻辑学少了一个真传。

  几年前,我到上海,联大老校友王勉(笔名鲲西)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人有人的命运,书也有书的命运,提到金先生,人们只知道他的逻辑学,而那本《论道》,恐怕认真读过的人不多。言外之意,《论道》是一部重要著作。

  二

  陈岱荪先生对我的影响,一半是在联大读他的经济学;另一半是后来五十年代在清华时,陈先生是工会主席,我白天是工会秘书,晚上在职工学校教书,一来二去就比较熟悉了。他还以为我当初是经济系的学生呢。在联大时,念经济学比较费劲,考试只有六七十来分。当时朱声绂是高材生。他上课坐在第一排,记中文笔记,用英文答卷。经济学这样一门如今看来重中之重的学科,曾经一度很冷清,朱声绂这样的天才学生,满腹才学却无法施展,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命运愈加悲惨。一天夜里,朱声绂去看陈岱荪,门一开,陈岱荪就哭了,只说了一句,“我没把你教好!”这个场景,两个人后来都跟我讲起过。陈先生的这话,想起来挺深刻,原来最拔萃的学生怎么说没教好呢?事情太复杂了,经济学受到了多种因素干扰,已偏离了科学本身。老师最爱的学生,老师却无法保护他,心中当然很愤懑。这说明,陈岱荪为人很正直,换了别的人,学生落难,避之惟恐不及。这也可看出,陈先生在社会上立足,很稳健。我曾经问过他,您肩负这么多要职,却又不是党员,您怎么走过来的呢?他用右手的食指按在嘴上,意思是“少说话”,接着,他说了三遍:干活、干活、干活!不说话只干活,是动荡年代陈先生的处世原则。但这样的信条如何传给他的弟子呢?

  陈岱荪是北大的系主任,那时,自己打扫办公室,屋子越住越小,最后龟缩到一间小破屋里住。但他的心胸又是极开阔的。我这里可举一个例:伍启元是经济学教授,他后来到台湾讲课,有人跟我说,伍启元真不像话!当时的确有一些人持这样的看法。我问陈岱荪怎么看,先生说:“教师教书嘛,在哪儿教还不一样?”这话四两拨千斤,显出了他特有的开明和高妙。他不像有些人,只跟着意识形态喜怒哀乐。

  三

  一个人为什么学哲学?可以有各种答案,对我来说,是自救的问题。要不是学哲学,家境落难时,很难撑得过去。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一朝荣华富贵,门槛会被踏破,一旦破产,又要遭多少白眼。我父亲顾寿颐就在社会的变迁里折腾过,从当少帅张学良的秘书,到一度管理全国铁路,最后被杜月笙把兆丰花园砸了,扫地出门,落泊街头,还入了精神病院……父亲回国后,汪精卫请他主持财政部工作,父亲拒绝不说,还骂汪是“汉奸”。发生了杜月笙之流的抄家事件后,后母受到严重刺激,自杀了。这种事说起来像电视剧,可就发生在我身边。清华张守仪的叔叔出资买了飞机票,将受到威胁的父亲转往重庆。那时,马寅初在重庆,父亲和马寅初都骂国民党的“四大家族”,马先生是有时候骂,父亲是每节课都骂,有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流氓地痞的暴打……父亲在这样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入了精神病院。这期间,我自己也有过七天七夜没有饭吃的经历。我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和突发的变故,如果不学哲学,不想清楚人为何活着,我难以活到今天。我的一个老同学说,顾越先你应当学医,可是我后来教书,关心人的灵魂,这也是拯救。但要先学哲学,先自救,我思想里不打架了,遇到风波灾难只当平常日子过,平平淡淡就过去了。这就是人生哲学。“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后,有朋友劝我和“右派丈夫”离婚,我心想,艰难时刻,一家人不能分离。然而我心里又愁肠百结。我该怎么办?我立刻去“大串联”,在游走和奔波中,时时化解内心的抑郁,这就是人生哲学的具体运用。

  在联大,冯友兰教哲学和伦理。他所传授的几大境界,我一直记着。这第一境界,是动物的生存本能;第二境界,是功利竞争的;第三境界,是圣贤境界;第四境界就是天地境界了。这样的学说,我一听,说到我心里去了,解决了我二十年来的困惑。冯先生有些口吃,虽然这样,道理却讲得特别通透,一点废话没有。他是个人物,金先生对他不怎么恭敬,他也不在意。王浩曾说过,“当年我们联大谁都不怕谁”,不仅学生如此,先生之间也如此。这是一种平等的境界。由于对这门课很入迷,冯友兰的“人生境界”我考九十多分。刘文典的《庄子》我也学得好。外语系的陈嘉先生教莎士比亚,影响很大,好多学生后来一直倾心莎士比亚。而我只记住莎翁的一句话:“The more you give,The more you have.”(付出越多,收获越大)说来说去,还是和人生哲学有关,我才记得牢。

  人老了,时间在帮我们做算术,有些忘掉了,有些又添加了分量。命运不公平,记忆却是公平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尼泊尔一家日文图书馆,看见汤用彤先生在联大讲“印度哲学”的讲稿,日本人很尊敬他,珍藏完好。这让我一下子记起汤先生当年为我申请贷金券的事。我那时生活困难,但我没有申请,汤先生就出面为我申请到十五元贷金券。那时的老师如此了解学生的状况,替你着想,我终生感激。汤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超然,但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昆明联大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是“穷光蛋”,也有生意人,也有富人之子。而那时的校风是:你穷,没人瞧不起你,因为你有别的东西……

  (本文由顾越先口述,童蔚整理)


  顾越先,1918年生于浙江绍兴上虞县。其父顾寿颐为清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与梅贻琦同届。1910年顾寿颐考取庚款,赴美国伊林诺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和会计,获得博士学位。顾越先毕业于南开中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

  来源: 文汇报 2008-3-23

2009年01月19日 14:55:34  清华新闻网

更多 ›图说清华

最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