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更在于其大爱:即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对文明成果之爱

《清华同学录》背后站立的人群

■刘超

  这是朱自清先生上个世纪20年代写作《荷塘月色》的北京清华大学校园里的荷塘,现在是很多人慕名而至的地方,当时这荷塘周围是很少有人涉足的偏僻清幽之地。

  对现代中国大学的研究者而言,有若干文献是必读的。其中,有这样一部书,我久寻不遇。今秋,我终于在母校北大的图书馆中觅得。立时,《清华同学录》(1937)几个字便跃入眼帘。这部经历过沧桑岁月的书,依然古色古香,葆有着它本然的素颜。

  迄今为止,此书比其他任何一部同类著作提供给我的信息都要多。因之,我真正触摸到了历史的更深处。

  老清华的学子从1909年第一批庚款生算起,约有40批。此书提供给我们的是抗战前廿余年的那部分。内中学生主要有几大类:旧制部、大学部、国学院与研究院以及外校出身的津贴生和庚款生。

  老清华一直以卓越的办学水准成为“中国大学的天之骄子”(萧公权),达到“大学界的世界水准”(蒋廷黼);其人才是一拨一拨地涌现。而在上述近三十年之内,有三个时期尤其出色。

  一是1910年前后。在1910年的第二届庚款考试的优胜者中,有竺可桢、胡明复、张彭春、赵元任等,当然更有胡适。此前一届,则有秉志、胡刚复、唐悦良、张子高、梅贻琦等。第三届则有邱宗岳、姜立夫、杨光弼、梅光迪等。废科举后,不少有志青年很有一阵没有合适的渠道接受正规教育。值此“青黄不接”之际而出的庚款留美考试,则让人们大显身手。积攒多年的大量人才在短期内一下子有了出路,遂脱颖而出。在第一届考试中,900多人应考,仅录取47人。终民国之世,难度最大、淘汰率最高的考试,是庚款生考试;但最能萃选拔尖人才的,也是庚款生考试。1911年后,留美预备班成立。在此后短短几年中,校中又涌现了吴宓、李济、侯德榜、汤用彤、钱天鹤、戴芳澜、金岳霖、陈鹤琴等才俊。这一时期,全校年招生不足150人。在不少省份,唯前二三名者方有望上清华。因此,他们一直被视为“国之灵芝”。

  1923年前后,又进入高峰期。沈乃正、吴国桢、梅贻宝、浦薛凤(1921);萨本栋、雷海宗、黄子卿、吴泽霖、罗隆基(1922);吴文藻、梁实秋、顾毓秀、张忠绂、潘光旦、闻一多、梁思成、王绳祖、孙立人(1923);李方桂、周培源、梅汝璈、冀朝鼎(1924);章汉夫(1926)等都毕业于此时。

  1930年前后,又有新高峰。适旧制部逐步结束,大学部勃兴,国学院亦曾学风鼎盛。此间,差不多同时在校的才俊有:吴祖缃、林庚、吴晗、季羡林、王铁崖、端木蕻良、王瑶、杨联陞、夏鼐、何炳棣等。其中外文系第五级班上,就有钱钟书、曹禺等人。这个班,哪怕只有钱钟书,就已足够分量。这一级被称为“神奇的三三级”。此时,文科方面还有“四剑客”。还有理科,袁翰青、陈省身、钱三强、钱伟长、林家翘等均出在此时。日后成为高级干部的则有胡乔木、姚依林、宋平、乔冠华、唐明照、蒋南翔、荣高棠和李昌等。

  此外,还有一批受惠于庚款的津贴生和稽勋生等。如任鸿隽、宋子文、马寅初、蒋梦麟、郭秉文、杨杏佛、陈翰笙、朱经农、何廉、冰心、林徽因、孙观汉、钱学森等。

  可以说,在整个1910年至1920年间美国常春藤名校的中国学子中,很少有人不曾受惠于清华庚款。易言之,当时我国与美国名校之间的联系,主要纽带就是清华。

  这二十多年的毕业生总数不过两千人左右。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两千人!这些人中,至少有千人取得了出色成就,成为文教、科技、政界的一线名流。在那期间,北大、清华、中大、浙大、武大、交大、中山、燕京、南开、金陵、圣约翰、北洋、协和等,这一系列的名校,有多少校长、院长都在此中!如此之高的成材率、精英率,不仅是国内仅有的,而且在世界大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当之无愧的传奇。难怪当时曹云祥就宣称:“以此成绩与国外任何大学较,当亦无大逊色。”

  经过前两批人的努力,到1930年前后,我国的学术格局和学科体系就已基本成型。不仅整个理、法、工、师范等科几乎完全依赖于这批人物,便是文科也近乎如此。在现代中国知识界,除中国学研究的部分领域外,几乎就是庚款生一统天下,内中绝大部分的元老均在此中:绝大部分文教机构的魁首、绝大部分学科的奠基人、绝大部分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主要的思想文化流派和社团学会的骨干,都很少超出这一谱系。那时留日派人物不下十万,厥功至伟,但就上述领域来说,恐怕远不及此。

  无法想象,倘没有这两千人,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会是何等模样。

  以上三茬人中,第一批人显然以胡适为核心;其次为梅贻琦(清华)、蒋梦麟(北大)、任鸿隽(科学社、中基会)等;马寅初等则要在日后才锋芒渐露。这代人大都成长于辛亥前后。第二代人并无明显的中心。若说有,那么统“立德”、“立功”、“立言”而论,潘光旦当在前列。热衷于政治的罗隆基和专心于教研的施嘉炀,以及在二者之间如鱼得水的顾毓琇,也殊具意义。这一代人大都在清华时赶上了五四运动。至于第三代,则以钱钟书为翘楚,他们几乎都在北伐至一二·九运动之间完成了高等教育,日后成为学界公认的上世纪最后一代文化巨子。

  不过,从整个思想图谱和学统传承来说,这些人物大致分为三批,他们可分别以任鸿隽、胡适和钱钟书为代表。任是辛亥革命的功臣,胡是五四运动的红人,至于钱,则是相对纯粹的读书人,尽管其于学术文学方面都均有成就,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专业领域。他不像胡那样热衷于社会事务,更不像任那样拿起枪杆子搞革命。从任鸿隽到胡适到钱钟书,清晰地浓缩了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脉络:从革命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其核心价值,也就从政治关怀走向社会关怀、走向专业关怀。这之间,很难说是个人成就与境界的差异,而更多的是时代使然---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环境。

  此书还最直观地呈现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内涵及其达到的高度。

  “教育功用之一是完成国民心理的发展”。大学尤其如此。其实,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更在于其大爱:即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对文明成果之爱。一句话,大学之“大”,在于大的担当、大的情怀和大的气象。在这些前辈追求成才的背后,其实都有更深广的、超越小我的关怀。他们追求的不止是自我的实现,而更有着对民族命运的承担。我们国家民族的觉醒和复兴,是与这一代又一代人的忘我精神分不开的。陈衡哲曾对在美国的女儿说:“我们这代,就是想学成报效祖国,而你们,就只顾自己读一个学位,找一份好工作,这算什么!”

  当年清华学子也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国耻的产物,我们所享用的是民众一滴一滴积累起来的血汗!我们将来应当怎样回报社会,才能问心无愧?”现在看来,那些学子并未辜负社会的厚望。

  此书和其他许多文献一样,都显示着:中国大学成材率最高的系科,是、而且一直是基础学科。文科方面以历史、外文为最;理科方面以数学、物理为最。而在应用型学科方面,则明显相对滞后。在现代中国,应用科学的成材率极低是不争的事实。内中多数学子不仅在学术文教上无所建树,便是在其他领域也碌碌无为。任鸿隽对这种99%的“学术死亡率”曾极其忧心。

  事实上,老牌教育家一直强调基础学科(如罗家伦便称大学当以文理学院为中心),认为其培养“通才”,使受教育者先成“人”,再成“才”,先“道”(修养)而后“术”(技能)。这样的通才,就短期来说,可能在具体技能上不及专才,但其潜力、其眼界、其涵养与气象,却是专才永难企及的。

  通才教育是那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五四时期虽已“文实分科”,但在制度上二者还基本均衡。然而好景不长,当年社会风气颇为功利,多数人长期一窝蜂地热衷于经济学。当时某大学招考,报考经济系者达900余人,比文、理、师范三学院的所有考生还多。果不其然,至抗战结束后,一系列负面影响浮出水面,大学亦明显缺乏后劲。

  对现代大学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遗憾。唯一可告慰者,是在此《清华同学录》中,这种遗憾并不是那么的大、那么的明显。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28日

2008年11月28日 10:18:57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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