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

1951年正要启程回国的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留影

  1939年夏,我从四川合川二中高中毕业,考上西南联大外语系。学校九月开学,无奈从重庆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难,我足足用了两个月,终于在十一月中才到达昆明大西门外新校舍报到。1941年夏,我刚读完大二,就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去给即将来我国支持抗日战争的美国空军志愿大队担任英语译员。我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间前后不到两年。

  这个期间,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空袭警报一响,全校师生员工跑警报,上课的时间就更少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实在不算太多。但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却是难以忘怀的。联大汇集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的教师,其中不乏誉满中外的学术大师,他们崇尚“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论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何艰苦,他们都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潜心学术研究。可惜我因中途辍学,无缘受教于多位名师,不过有幸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就终生受用不尽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凡是联大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没上过泡茶馆这门大课的。新校舍因陋就简,仅有一个图书馆,座位有限;宿舍四十人一间,没有书桌;课外活动几乎等于零。于是,学校附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联大的学生,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各得其所。

  汪曾祺1984年在《泡茶馆》一文中回忆道: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

  这里写的两个无名氏就是我和赵全章。我们仨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镇江参加高一男生集中军训时结识的,我上的是扬州中学,全章上的是苏州中学,曾祺上的是镇江中学。三人都是十六岁,编在同一个中队,三个月同吃、同住、同操练。没想到,三年以后,三人都当上了流亡学生,又同时考上了联大,曾祺读中文系,全章和我读外文系。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栋宿舍,又都爱好文艺,朝夕过从。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多半是课外读物,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谁写好一篇东西,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经常写抒情小诗,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注销来了。经常饥肠辘辘的穷学生,谁一拿到稿费我们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时,茶馆打烊以后,深更半夜还冒着雨到翠湖去逛荡,享受免费的湖光夜色。

  大西门外经常尘土飞扬,风沙蔽日,无树无花的校园俨然一片荒漠,茶馆宛然水草迎人的绿洲。茶博士,不分男女,都亲切如家人、温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气。一碗碗清茶好似一派清流,荡涤着家山万里的游子的满面风尘、灌溉着如饥似渴的心田、滋润着绿绮年华、孕育着含苞欲放的性灵。

  茶馆也是我们的殿堂。我们一边饮茶,一边虔诚地诵读一部又一部文学经典,在茶香水气里领受心灵的洗礼。我们坠入沈从文描绘的如诗如画的“边城”,倾听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如醉如痴,流连忘返。有时竟忘了回学生食堂去吃饭,只得用花生米来充饥。何其芳的《画梦录》诱使我们作起“横海扬帆的美梦”。法国作家纪德根据《圣经》故事改写的《浪子回家》,篇幅不长,却让我对一个流浪汉灵魂的受难感同身受,便用“浪子”作起笔名来,下意识地向往于灵魂的归宿。

  西南联大的流亡学子有福了。在烽火连天、无家可归的岁月里,茶馆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灵之家,促进我们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最后写道:“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当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后作古,哪年哪月,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温茶馆文化呢!

  巫宁坤,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博士学位尚未拿到时,接到燕京大学急电邀请他回国任教,同年返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曾翻译菲茨杰拉德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狄兰·托马斯诗癣伊修武德散文等。1993年在纽约出版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A Single Tear),轰动西方世界,荣登《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榜。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8-11-6
 

2008年11月10日 10:02:45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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