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去台空江自流

——追念李长之先生

■叶隽

  对李长之先生,是逐渐由表及里,慢慢地开始关注并熟悉起他来的。后生也晚,无法得睹前辈学人的风采,但对于在本专业领域开辟风气、贡献诸多的先行者,出于学术史的自觉意识,难免渐行渐近,除了阅读前辈的著译之外,亦情不自禁地探究起前贤的人生轨迹,而更没想到的是,竟然是开卷深思,而生“才下心头,又上眉头”的感觉。百年中国,历史风尘所湮没的,竟有多少这样的“曾经风华绝代”的才子高士?刚刚过去的20世纪,真地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继往开来”的大时代,在历史巨人的脚步毫不犹疑地阔步向前的时候,当现代的机械声音无可阻挡地将人的异化终究变为现实的时候,像李长之这样的人物,大抵只能算是个异类。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转入哲学系。参加《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益世报》副刊等。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谱系中,李长之(1910-1978)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代际中坚”,大致算来,他与冯至(1905-1993)、陈铨(1903-1969)、张威廉(1902-2004)、商承祖(1899-1975)、刘大杰(1904-1977)等都应是同辈人物。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有共同的先生——杨丙辰。杨丙辰早年留德,又兼中国现代学术发端期的北大、清华两大学统,乃是本学科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可惜隐没风尘,不为后世所识知。好在他的弟子们日后大显身手,为本学科的奠立贡献卓著。“名不必自我立”,也未尝不是一段佳话。李长之早年求学北大,稍后转学清华,所治虽是理科,但对文学情有独钟,虽非杨丙辰及门弟子,却私淑甚深,造就了一身“德国文化”的基本修养,为他日后的学问养成与事业规模奠定了基础。说实在话,就德语文学学科开创期的那代学者的识见、学养和实绩论,李长之并不输于任何一人,若非日后时代进程的影响,李氏在本学科的贡献当不止于此。但如今,我们检点前贤遗产,也只能浩叹一声“凤去台空江自流”了。否则,很可能是李白登临黄鹤楼的感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可不是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面对先生留下的相关著译,在已尘封淹没的文音书卷中聆听着多年以前的历史回声,竟然感慨万千,油然而生共鸣之意。这样的文章,现在可真地不多见。李长之的声名最初以鲁迅研究显,最早的《鲁迅批判》很是让人刮目相看,日本人曾全文翻译;但传世之作则还要算《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书,有论者对李氏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很推崇,确实,读他的文章,绝对是一个“有我”之人,他个人的思想进路特色表现的很明显,即便是论德国文化、思想,亦同样如此。这点很不容易,直到今天为止,仍有前辈慨叹,本学科仍基本处于德国人的笼罩之下,基本是“译述”,最多是“跟风”,无原创、无思想。相比之下,李长之的研究,虽很难说就符合了今日的学术标准,但其表现出的独立风骨与从容拿来的态度,却值得我们很好揣摩。

  譬如说他翻译的《文学史与文学学术》、《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就很有价值。此书所表现的恰恰又是当时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界的状况,即李长之是受了他的老师杨丙辰的影响与启发才翻译此书的,而宗白华对此项工作同样也鼓励有加。他将文学的创作、欣赏、研究分别予以区分,强调“研究文学也是一种‘学’,也是一种专门之学,也是一种科学”。这是在学术意义上确立文学研究的地位,相当不易,因为就当时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状况而言,还很少有人具备这样明确的学术意识。再看看他译书的态度,那就更是以学术为本了,共20万字的书,译者竟然加了三百多条、六万多字的注释,还有中西文索引。不仅如此,注文固然不厌求详,名家、术语均多所涉猎,更重要的是译者有着明确的学术史意识:“每一条,我都尽可能地列上重要参考书,并提及国内已有的介绍。我不只希望人读本文时翻看,而且读其他文学书时也可参考。”只要我们比较一下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种译著,稍微聆听一下不断的批评之浪,这种差距就不言而喻了。然则,不仅如此,在其时困乏艰巨的特殊年代里,此译更具有特别的学术思想史意义。这段话所言虽指德国学者,亦不妨看做李长之的夫子自道,他认为德国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指德国处在战后那样艰巨困乏的时代,肯定自我与意识自我为刻不容缓之图,文学史家便应该担负起这种伟大的责任”。他在比较了李白研究之寂寞与歌德、荷尔德林之受重视后,便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人家的文学史,于经过一种思想上的主潮的洗礼以后,方法便大有变化,或走得更广,或走得更深。何等丰富!何等灿烂!我们的学术史太单调,太空虚了。”李长之这里表现出的几条学术史意识(或吸收或创发)非常可贵,值得特别揭出:一是对文学史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的自觉意识;二是文学史与时代思想主潮的互动意识;三是文学史方法论的创新意识。这几个方面,都是民国时代学术界没有能够做到“建设性完成”的。而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则约略显示出努力的方向与痕迹,因为其中很显出德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烙印,这且按下不论。

  这篇作于1940年8月6日重庆之郊的代序以友人的这样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谈话很有意思。文学也是‘学’,是专门之学,是一种科学;……理智的硬性;……我们民族需要肯定自我与意识自我。……都还在我脑子里回荡着。一会到防空洞里再谈!防空洞见!”在敌机轰炸下思考,很难没有“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的意识,长之先生对德国文学、学术、思想资源的借鉴,其实大有深意,值得探究。还不仅如此,他的德国文学翻译工作同样值得褒奖,如《歌德童话集》(成都:东方书社,1945年)、《强盗》(与杨丙辰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威廉·退尔》等;此外,他还是一个必须在中国德语文学学术史大书一笔的人物,其所撰《德国的古典精神》(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取六位德邦先贤温克尔曼、康德、歌德、席勒、洪堡与荷尔德林,对古典精神特别褒扬,颇有独发之见。

  当年的“清华学生”中颇出了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们的“脱颖而出”即已显露端倪。诸如有“吴宓门下三杰”之称的陈铨、贺麟、张天麟,也还有号称“清华四剑客”的季羡林、李长之、林庚、吴组缃。曾经意气风发啊,至今翻检《清华周刊》,看看昔日学子们是如何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仍不禁让后来者遥生“向往当年”之心。然而,历史的演进又恰是最无情的,当初的青年终究难免日后的走向社会、步入成年,乃至不得不“成熟”起来的宿命,来到这个世上,除非“不幸早殇”,谁又能免得了这个过程呢?

  李长之调侃自己的风烛残年,有“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等语,想来也是不无无奈。一般的右派倒还好些,但李长之因了他“引领风骚”的《鲁迅批判》,戴上一顶“攻击鲁迅的反革命老手”的帽子,可就真是有些“盖棺论定”的味道了,站在革命旗手鲁迅的对立面,下场无论如何是好不了的。这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当年李长之与鲁迅通讯联系的时候,又何尝会想到日后竟会因此而致“大罪”?与其师杨丙辰先生的“花自飘零风尘中”相比,那也就是各有各的“幸与不幸”了,可以说是造化弄人,也未尝不是时代造就人生啊!然而,在这样的风雨人生中,竟还有丝丝的亮色,照亮起李长之的晚年生活,譬如与宗白华先生(1897-1986)的师生情谊。其子李书怀念长之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记述:“在他孤寂、痛苦的时候,也有谙熟国情的朋友常到家里来看他、劝慰他,和他一起谈天说地或是探讨学术专题。来家次数最多的是年长于他十几岁的他的老师宗白华先生。在长之先生被禁锢的二十多年中,无论酷暑,无论严寒,他一直风雨无阻。那时也不像现在交通方便,出门可‘打的’。那样一位白发苍苍的师长,牙也掉了,年迈、气喘,拄着拐杖了,从城外北大校园换几次车,辗转来到市内西单武功卫来看望长之。有时下雪,路滑,他深一脚,浅一脚,来到长之家时已成一个雪人。”(李书《序》,载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第7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以李长之的愤激与犀利,在1950年代后被划为“右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在那样风雨如霜的年代里,仍有知识人保持“疾风知劲草”的风范,却是难能不易。宗白华先生的青年理想主义与另类取径的社会关怀,是我特别敬重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与陈寅恪先生颇有共通之处,只不过选择应对与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但若论及“为此文化所化之人”的情结,却决无高下之分。若论人品,这样的人才是第一流的。而那代先生风格节操的“愈老弥坚”,由此小事亦可见一斑。也正是这种学人精神的不绝如缕,才有中国文化命脉的薪尽火传;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谱系里,李先生一生坎坷跌宕的命运才真地显示出价值的光彩。

  往者已矣,后人来此,得读先生遗作,遥想前贤风襟,不由又想起太白的那首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不知当年先生为李白作文,读到此诗时,又是何等的感怀?念悠悠往事,千载白云如驹,谁是英雄?谁歌大风?凤去台空兮,曲终而知雅意。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8-06-18

2008年06月24日 10:03:52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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