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弦歌忆旧游》(赵瑞蕻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先生的最后一本书。

  书中,他深情回忆了西南联大的苦乐岁月,那些艰辛但是心怀信念的日子。本文摘编自该书。

西南联大忆旧

■赵瑞蕻  

一九四一年春,赵瑞蕻、杨苡夫妇和大女儿赵苡在昆明

  当敌机空袭的时候

  “挂红灯笼了!又挂上了!……”一九四○年九月三十日,上午大约九点钟,我和杨苡正在屋子里看书、写东西,忽然听见外边街道上有人大声叫喊;随即邻家院子里有人开门出来望望,也高声地嚷道:“真的挂红灯笼了,‘预行’啦!日本鬼子又要来炸了!”过了一会儿,空袭警报呜呜地响了起来,在昆明蓝得可爱的晴空里震荡着。于是,我俩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带点吃的和喝的,还有几本书,关好门窗,离开我们安顿好才一个多月的新居,向大西门外田野上栽着密密的尤加利树的堤沟那边走去。一路上都是跑警报的人们,抱着拖着孩子的,抬着几样什物的云南老乡们;乱哄哄的,大家一股劲儿朝着自以为比较安全的地点奔跑。路上遇见好些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同学,没功夫说话,只是彼此点点头,笑笑,就走开了。这样跑警报不知多少次了,已有了点习惯和经验。但是每次都得期待着各自命运;每次大家都痛恨日本强盗从空中又来炸毁我们的土地,蹂躏我们的人民和财产。男女老幼,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大家的心是紧紧地相连在一起的。

  我俩走走跑跑,出了城门后。就听见第二次警报响了,赶快奔到离城较远的一条大堤上,旁边正好有一个土沟,三四尺深,敌机来时,可跳下躲躲。接着,城楼上挂起了三个灯笼,紧急警报猛然强烈地拉响了。我们跳进长满杂草的沟里,静静地望着。四周静悄悄的,天蓝得使人感动。但是,东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帜。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那么可怕。突然,我们看见敌机俯冲下来,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东城一带一阵阵巨响,尘土黑烟高扬,火光冲天……

  敌机投弹后,往西北方向飞走了。我们等到解除空袭警报的信号发出后才敢回家,那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一进门,院子里一片惨象,围墙坍了一面,满地是折断了的树枝。打开房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大床单的床上满是灰土……后来听说,有两个炸弹扔在翠湖边上,一个未炸开,另一个炸了个深坑。我们住在离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里.所以房子受到爆炸时强大的冲击波的影响。

  那次昆明被日本法西斯强盗炸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被毁,到处是瓦砾;炸死炸伤了好多人。日寇主要是炸东南城郊,因为那边是云南省政府和飞机场所在地,以及其他重要的仓库等。还有市中心的正义路一带也挨炸了。自从一九三八年初,滇缅公路千辛万苦地修成后,我国有了当时对外的惟一交通线,运输军事物资等等,再加上昆明有个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日寇就经常空袭,狂轰滥炸使这座美丽的春城日夜笼罩着魔影。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敌机曾加紧轰炸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一九三八年四月至八月,曾设在该城,我当时在那里的外文系二年级读书),因为那里也有飞机场和航空学校,而且离越南边境不远。我当时曾写了一首较长的诗,反映敌机轰炸昆明及蒙自的情景,抒写我自己的感受,题目叫做《一九四○春,昆明》,后经沈从文先生看过,发表在沈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两人合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从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年秋,我们在昆明经历了很多次空袭。联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们一看见挂灯笼,一听见预行警报,就往城外跑。躲那儿几小时或大半天,有时是早出晚归。大家在松林里,小山边上,土坝上,沟里头,坐着,等着,忍耐着,思索着;聊天、打桥牌,也看书学习,交谈学问,有时师生在一起辩论什么时,争得脸红耳赤。那时生活紧张、狼狈、艰苦,时刻会遇到意外的事。我们外文系一位英籍教授,讲授但丁《神曲》的吴可读(Urquehart)先生,有次跑警报,不幸被卡车撞伤,得了破伤风不治去世了。就是在这样艰辛的境遇中,在敌机不断袭击、轰炸下,西南联大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诗人们,如吴宓、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汤用彤、罗常培、贺麟、潘家洵、罗庸、郑天挺、王力、叶公超、柳无忌、钱锺书、冯至、沈从文、吴达元、钱穆、陈岱孙、魏建功、陈梦家、金岳霖、陈铨、杨业治、沈有鼎、吴晗、李广田、卞之琳、英国诗人燕卜荪(Empson)、美籍教授温德(Winter)等,以及理工科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江泽涵、施嘉炀、熊庆来、陈省身等,都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洋溢着“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在中国,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认为是个奇迹。

  日记、书简和回忆录

  在这里,让我摘抄几则西南联大教授的日记、书简和回忆录,可见当时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精神面貌:

  一九四○年五月七日,吴宓先生《雨僧日记》:“晴。下午1-5时警报至,敌机分四批来袭,仰见一批二十七架,整列而过,如银梳。旋至航校及近村投弹,死伤二百余人。”又同年《日记》:“……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与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

  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闻一多先生《书简》:“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秉性积极,对中国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学问之努力也。”

  钱穆先生《回忆》:“……不久,又闻空军中漏出音讯,当有空袭。……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饭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下午四时后始返。……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余每出则携《通史随笔》数厚册。……此乃余日后拟写《史纲》所凭之惟一祖本,不得不倍加珍惜。”

  朱自清先生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清华大学毕业生《题辞》:“……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地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蒋梦麟先生《西湖》:“……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

  冯至先生《昆明往事》:“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们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柳无忌先生《烽火中讲学双城记》:“大概说来,联大学生的素质很高,……他们的成绩不逊于战前的学生,而意志的坚强与治学的勤健,则尤过之。”

  郑天挺先生《滇行记》:“……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这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这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

  从以上我不厌其烦的引录中,可以了解在敌机不断穷凶极恶的轰炸下,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们——也可以代表当时全国广大爱国抗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当时《西南联大校歌》中有这样的词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短短的几句就可表达那时大家坚强的意志,热切的希望和充沛的信心了。

  我和杨苡在昆明住了三年多,亲见敌机的狂轰滥炸给我国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摧毁了多少房屋,杀害了多少同胞。如果再把敌机不断对重庆的轰炸以及对其他大后方城市(如贵阳、桂林等)的轰炸都计算在内,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我们一定要牢记过去的历史,牢记日本法西斯对我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血腥侵略!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会再在地上游荡!

  我们不要再看见预告空袭的红灯笼挂在蓝天上,不要再听见警告敌机即将来袭的凄厉的声音,不要再看见一枚枚炸弹扔在我们祖国葱茏的大地上,落在各国人民美丽的家园里!

2008年06月23日 10:27:46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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