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导师和西南联大新诗社

闻山

  2007年是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60年前,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不仅是昆明民主斗争的核心人物,而且是推动中国新诗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家。他发表了很多重要言论,这些言论生动而深刻,不但对联大新诗社、联大文艺活动有指导作用,对当时云南社会文化工作有影响,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路途中,闻一多先生的理论,对发展人民文艺事业也有现实意义,应该受到重视,并用以指导我们的文艺创作。

  抗日战争开始,闻一多先生跋山涉水,由北往南徒步长征,来到了封建、落后的山城昆明,亲身体验了中国下层民众的艰辛苦楚,他进入了新的生命历程。这以后,他几乎没再写诗,也不画画,而是写批判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杂文,发表演讲,朗诵别人的战斗的诗篇,并且像鲁迅那样,用自己胸中炽热的火种,去点燃下一代人心中的火炬。闻先生是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的导师。按西南联大训导处规定,学生集体活动要有教授“指导”,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要教授负责。这本来是国民党“聪明的”党棍们发明的一种“防火”措施。但没想到,闻一多导师,却和同学们一起放火——放争取民主、消灭反动黑暗统治的火,这火越烧越大,从祖国西南烧起,一直烧到北平以至全国。

  1944年4月9日,联大十多个喜欢写诗的同学,步行20多里,到昆明郊外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闻一多先生家,向他请教,并请闻先生担任导师,成立新诗社。他领大家到树荫下的草地上围坐成一圈,听同学们朗诵自己写的诗,并不时发表意见。他首先批判中国传统的“诗教”,说“温柔敦厚,要不得!”他说,旧社会的诗人一向把诗当做媚人娱己的玩意儿,我们不要这样的诗。作诗不是重要的事,会不会作诗,作不作诗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先学做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不要做反动统治的奴隶。诗人应该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要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时代的“鼓手”,喊出真正的人民的呼声。

  他说,“咱们的新诗社,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新诗社是写诗的团体,但它应该不同于过去和现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组织的团体。它应该是完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形式上新的诗,更要写内容也新的诗。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他说:“当一个人对生活有了这样那样的感受,他心头在激动,他想把这种感受倾吐出来,争取别人的共鸣。他要用最好的语言去激动别人的感情。这样的诗才会真实,才会有内容。但是,这样的诗也十分危险;如果他的感受只是个人的休戚,如果他的感情只是无病呻吟,那他将糟蹋了自己,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欺骗了别人的同情。你们也就可以明白,过去我说过,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简直是胡说!只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才有这样的闲情!你说了话,你发表了东西,你就会这样那样地影响别人。如果说,他是出于无心和幼稚,咱们也得和他大喝一声!”

  闻先生批评自己以前说过的话是“胡说”,这不仅在旧时代难得从名学者、名诗人口中听到这种话,就是在今天,也并不多见。这些话,对我们今天写诗的人也是可贵的。

  当时,书店出的诗集和西南联大墙报上的诗,有不少闻先生所说的“无病呻吟”,有的就像外国蹩脚作品的译文;有的长如瓜藤,读不断句;有的虚无飘渺,如读天书,离奇古怪,无所不有。这些诗,大都标榜“清高”,“为艺术而艺术”,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不染红尘的模样,实质上是引导同学们闭起眼睛不看血淋淋的现实,叫知识分子把灵魂自我禁锢在自私的蜗牛壳里。而闻一多作为新诗社的导师,是反对写这些东西的。诗如其人。因此他说,要写新诗,你就得做新的人。他痛斥那些“堕落”“无聊”的东西。

  闻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新诗的标准。后来新诗社就一直按着他的教导前进。

  新诗社当时订了四条纲领:

  一、我们把诗当做生命,不是玩物;当做工作,不是享受;当做献礼,不是商品。

  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

  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

  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

  现在重温这些文字,我胸中不禁涌起阵阵热潮!民主的前途就是诗的前途!在为真正的、彻底的人民民主而奋斗的今天,我愿意把这些装载着革命先烈思想与品格的语言,献给为新长征而努力写诗的年青同志。

  诗“可以群”。闻先生用力发挥诗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国民党叫嚷“闻一多煽动青年”,最怕闻先生“煽动”。他朗诵共产党员——艾青和田间——的诗,而且还加以讲解,大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叫人们当旧时代的叛逆,他像摇着鬃毛的狮子那样在台上呐喊!新诗社不断举行朗诵会,参加朗诵的人愈来愈多。我们说,新诗社的大门是打开的。许多校外的同学、公务人员、中学教员、报馆编辑、记者,也带着他们的诗来参加朗诵会,成了新诗社的社员。我们开过几次千人以上的朗诵会。闻先生和大家一起朗诵,他那像大提琴一样的声音、卓越的朗诵艺术才能,经常把群众的热情推向高潮。

  随着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浪潮不断高涨,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闻先生带头参加各种群众活动,为民主呐喊。他说:“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没有民主,也不可能发展科学。”但是,他心目中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的“民主”,也不是仅属于官员、知识分子(今天所谓“社会精英”)的“民主”。他对我们说,民主,不是要我们这些人做主,而是要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

  在《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一文中,他说,“我们要争取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是人民的世纪呀!”他的诗充满对旧社会的憎恶与创造新世界的激情,写诗对他是人生重要的使命。他认为诗人必须对人民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说,“诗人在作品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我们……我们要求他们对作品负责。……负责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了,我们为了诗的光荣存在而辩护,所以不能不要求诗的宣传作用是负责的,是有益于社会的”。这些话,对于今天那些写不让读者看明白的“诗”的作者和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需要的编辑,都是中肯的忠告。

  他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推崇屈原、杜甫。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说,屈原是被人民热爱的,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的。《离骚》和《九歌》都是民歌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

  他说:“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闻先生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先生的心和行动,是与屈原、杜甫同样的。但他用生命写的诗,却更为光辉、壮烈。我希望今天中国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都以闻一多为榜样,以屈原、杜甫、鲁迅为榜样,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爱我们的人民。

  闻先生要求诗参加现实斗争,但并不是说写诗不要讲究艺术性。他说,用诗来宣传思想,诗本身并不重要;如果能达到宣传的目的,诗写得不像诗也不要紧,它可以像小说,像戏剧,人们可以在表现技巧上做种种试验,因为诗有无限的弹性,可以变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而固执与狭隘是诗的致命伤,……但是,诗必须有艺术感染力,否则就达不到宣传的效果。后来,他把这些话写成了一篇文章。今天我们看,这样的见地是非常大胆的,又是合乎辩证法、符合诗的艺术规律的。用不着怕“宣传”两个字,我们就是要宣传真理,宣传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好人好事,打击损害人民的丑恶东西。

  闻先生的指导使我们明确诗的任务。我们除了开朗诵会,同时也出墙报;前者是运动战,后者是阵地战。在反动政权发动内战期间,半夜里,我们把墙报贴在一块大木板上,在四周用红纸剪贴成一团团火焰,挂在靠校门的墙上。第二天一早,它跟前就站满了人。那个挂着联大教授招牌而实际是国民党管三青团的党棍走进校门,就盯着这团火看了半天,满脸不高兴。同学们看到他那副脸色,就高兴地跑来给我们报信,我们都乐得哈哈大笑。不久之后,新诗社举行朗诵会,三青团就故意捣蛋,捶教室的门,怪叫,可是他们就是阻挡不住群众开会,阻挡不住争民主的汹涌浪潮。

  当闻先生的脚步走到昆明人民大众中去的时候,新诗社的阵地和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我们用报纸副刊的形式,出版了多期《七月诗页》,自己拿到校外去卖;还出版了戈扬的《抢火者———“一二·一”运动的叙事诗》和杨明的《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等诗集。1944年为贫病作家募捐,在后方各大城市募捐的300多万元中,新诗社就占36万元。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当时它在昆明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力量支持,而这和闻先生的号召是分不开的。新诗社最积极的社员何(孝)达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好诗,受到朱自清先生的称赞。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展开激烈搏斗的“一二·一”运动中,新诗社有三个社员被国民党杀伤,缪祥烈同学被炸断了一条腿。为争民主,我们的战友流了鲜血。

  我们的导师闻一多先生,无论在我们学习写诗的时候,还是在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都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心连着心的。

  新诗社聚会,大家带着自己写的诗来,互相传阅,自己朗诵,请大家批评,提意见。这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式,对提高写作能力很有帮助,而且可以增进集体间诚挚的友谊。闻先生只要能挤出时间,便来参加,和大家一起看诗、听诗、提意见。我们看闻先生,他既是我们最可信赖的老师,是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又是像父兄那样关心我们的长者。闻先生对我们真是太重要了!

  一次,新诗社在一座破旧的小木楼上聚会,闻先生穿着灰布长袍、拿着手杖来了。他见到大家,很高兴。请他坐床上他不坐,靠墙边几个社员坐着稻草绳编的矮墩子,他便挤到他们中间去,说:“我到你们中间是来取暖的!”我带了写抗日战争的短诗《山,滚动了!》,请闻先生批评。他看了一遍,便开始朗诵,大家听着。我觉得闻先生朗诵的好像不是别人的诗,而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十分激动,感到幸福,可是后来完全记不起闻先生和大家都说了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有同学告诉我,这诗在《云南日报》发表了,署我的名。我至今不知道是谁给报社的,但估计是闻先生。后来又听说他把这诗编进《现代诗抄》(《闻一多全集》),并且译成英文寄到国外。我当时写诗,根本不是为了出名、做诗人,如果闻先生没有发现这首诗并且如此重视,也许它就留不下来。今年春天,我的老友诗评家宋垒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华人世界”节目中,看到澳大利亚侨胞的孩子们朗诵《山,滚动了!》,他很激动。这说明这个作品有长久的生命力,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那时候,我常在碰到大问题思想苦恼时跑到闻先生家里打扰他,经常看见他在低头刻图章。为了养活一家8口,他常熬夜,眼睛里满是血丝。每当此时,他总是放下刻刀,和我谈国际形势,谈苏联红军解放东欧。他给我粗草纸印的《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嘱咐我好好看这本书。我参军抗日,曾把我要打日本鬼子也要改造旧军队的思想告诉他,他用篆书写了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送给我。在印度,我看到印度人民被英帝国殖民者剥削、奴役,十分穷苦,和中国老百姓同样可怜。我当时没有马列主义的科学认识能力,看不到人民革命的力量,看不到光明,觉得中、印人民前途没有希望。我以浓重的悲观情绪写了一首《黑土》。其中有“时间拖着灰色带血的长尾巴,沉重地压着大地。……人群瞪着昏瞎的双眼,在荒原上流荡……”回国后我请闻先生看。他在一些句子下面用粗铅笔划了几道,旁边写上两个大“?”。下午他在学校给从军返校的同学讲话,说,“今早,有一个从军同学给一首诗让我看。好诗,但写得我不同意。他说印度人怎的没希望了。是人就有希望,只要我们觉醒!除非我们是苍蝇,是臭虫……尽管受尽压迫和痛苦,终有一天是印度人的世界,而不是英国人的世界。印度有期望,何况我们中国!”我坐在会场里听着,想了很多,觉得开了窍!闻先生真了不起,他学习马列主义学说,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件,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此时他已经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和未来了。今天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闻先生曾想去延安,中共南方局同志劝他留在昆明,他的工作和影响是无人能代替的。但他实际上是以革命战士的精神、意志对待生活和斗争的。联大同学陆续北返后,国民党特务装扮成疯婆子,常到他宿舍周围造谣恐吓,他的处境已很危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他讲学,高薪,还可带眷属。他说:“这时候不能远离斗争跑出去!”同学们担心他的安全,请他和大家一起离开昆明,他觉得工作不能放下,坚持要等到最后才走。他无私无畏,以大勇精神面对牺牲,以碧血丹心,培育新中国的火种。

  我们新诗社的社员们都非常敬爱闻先生,他是我们真正的导师。解放后,我在《文艺报》工作时,写文章用了不少笔名,避免“个人名利思想”。后来基本上就用“闻山”,我以此纪念闻先生;觉得提起笔就要依闻先生的嘱咐去写,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有益。特别是闻先生批评我的那些话,使我终身受教,时时警觉。但是,每想到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先生这些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师,我都感到非常惭愧!我所做的是多么微薄!

  1946年夏天,当西南联大结束了历史任务、学生都离开昆明之后,残暴的国民党匪徒就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我当时正在路上,在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听到报童喊“闻一多被害”的消息,我如被雷击,不知所措。满街凤凰树花就像流淌的鲜血,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们一定要为闻一多先生报仇!

  回到北平,我把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带回清华园。依照闻先生的教导,继续与反动的蒋家王朝作斗争。1947年7月15日,在清华大礼堂召开闻一多先生遇害一周年纪念会。我以新诗社、阳光美术社的名义,写了一首悼诗:

  “告诉民贼们,

  闻先生没有死!

  闻先生的声音,

  是人民的声音。

  闻先生的意志,

  是人民的旗。

  闻先生在人民心中生了根,

  我们的导师怎么会死!”

  这诗后来我都忘记了。“文革”后《吴晗传》出版,我看到书中吴先生在那次会上讲话的照片,背后就是蓝纸白字写的这首诗,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把它抄下来,寄给《诗刊》发表了。

  闻一多先生是不会死的。他和屈原、鲁迅永远活在中华民族心中。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14日

2008年05月12日 13:56:52  清华新闻网

更多 ›图说清华

最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