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罗家伦的书信交往

宋丽荣

  近一两年读张元济先生文字,常为前辈人品、学养所感动,从这些文字中,或许可以窥见张元济先生思想、品质之一斑。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维新运动期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并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主办《新潮》杂志,在五四运动中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他曾在《新潮》上发表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出它们缺乏鲜明的个性,希望商务更积极地投入新文化事业。张元济接受了他的意见,起用了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一批新人,对杂志进行了改革。1920年,他赴美国留学,三年后又转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1928年,31岁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就任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去台湾。

  张元济先生自称“戊戌党锢孑遗”,思想倾向基本属于温和的改良主义,在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多有不满。罗家伦小张元济30岁,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大多主张革命。罗家伦在其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虽不失学者本色,但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大致可以看作是“民国政要”。张元济和罗家伦属两代人,背景不同,因此两人的忘年交确有令人关注之处。

  收入张元济全集的张、罗两人的来往信函共计36通,其中张元济致罗家伦25通。时间跨度自1925年至1948年,断断续续,长达23年。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大体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和因缘。

  张元济资助罗家伦

  张元济致罗家伦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内容是张元济先生给在国外求学的罗家伦汇寄资助款。此前罗家伦赴海外求学,是由上海的实业家穆藕初赞助的,因其破产,赞助款项中断,罗家伦学业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罗家伦求助于他的恩师蔡元培,蔡元培和张元济是多年至交,1925年春季,蔡元培将罗的情况转告了张元济,希望张给予援助。张元济慨然解囊,分两次汇寄一千五百元,资助罗家伦完成了学业。罗家伦在5月25日致张元济的函中深表感谢:“自穆藕初先生所捐基金断绝后,频年颇困。国内不乏以接济款项见询者,然或不免政治及他项关系,故宁忍穷而不受,仅有时向梦麟先生及三数知交告急,但彼等亦同一贫困。今敢受先生贷款者,盖认先生为纯洁之前辈,而且素承知遇之前辈也。”

  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另一次资助是在1926年底,是年罗家伦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因南昌家中变故和个人生活所需,写信向张元济借钱。在此之前,罗家伦在上海应和张元济有过一次会晤,会晤所谈的内容未见记述,可以肯定的是张元济在会晤时提到了在经济上帮助罗家伦的意思,但当时为罗家伦所辞。所以罗家伦信中才有如下文字:“前次趋谒,辱承先生关爱,允为缓急之通,铭感不可言状。当时以暂无所需,而且屡次扰先生太甚,于心极不安,故以请俟异日为辞。顷接南昌方面家书,谓赣票不但跌至三折,而且于本月四日正式布告废止。前离南昌时所筹两月余用款概系赣票。今既有此特别情形,势不能不急谋接济。但东大薪水十一月份至今尚未领到。此间因新到关系,用项亦费支持。不得已谨恳先生设法拨借国币五百元,以三百由商务拨寄南昌,以二百元寄南京伦处,以备有事变时万一之需。”并说:“亦惟先生之垂爱,与先生亮节高风,故敢作此请也。”在这一信上张元济有一批注,内容是:“复称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来书过于谦抑,转令人跼蹐难安也。”随后即按罗家伦的要求,拨五百元分寄南京、南昌,并函告了罗家伦。

  罗家伦于10年后的1935年11月还款1000元,张元济认为:“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债项。”故与退回,大概罗家伦讲了十分诚恳的话,令张元济“何敢再辞”,而收下了这1000元。1936年6月,罗家伦以祝寿的名义又还1000元。从张元济1937年2月7日致罗家伦的信中看,罗家伦在这年年初曾再次还款1000元,张元济在信中写道:“昨由金城银行交到千元收证,知为我兄所汇,展阅不胜惭悚。前此业经陈明,赐我两竿,多多愧领,万不能为无限之匪颁。无论如何此次断不敢收。谨将原件寄缴,务祈鉴允。”

  张元济先生对罗家伦两次资助,在一些书籍文章中大多只讲第一次对其学业的赞助,而对第二次“朋友通财”,则很少记载。而对罗家伦三度还款,也少有详细记述。两人的这段故事,或许并不仅仅是一段“文坛佳话”,固然此事是由蔡元培先生牵线,但其基本的原因,应该如罗家伦信中所讲,是“素承知遇”。从这些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张元济极为看重罗家伦的才学,希望罗家伦在学业上有所发展。他在1925年6月27日致罗家伦的信中讲:“今年春间得蔡鹤庼先生来信,述及阁下有志于学问,因资斧不继,将至中辍,闻之怃然。并知所需仅千五百番,为数无多,乃勉为相助。”也就是张元济之所以在罗家伦困难时解囊相助,是对罗家伦“有志于学问”的欣赏,是恐罗家伦学业“将至中辍”的挽惜,张元济先生惜才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罗家伦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张元济一心想引进商务。在1925年4月2日张元济答复蔡元培愿意资助罗家伦的信中,有“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担任编译之事”一语。

  事业上相互倚重

  张元济与罗家伦书信往来二十余年,以至成为忘年至交,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两人均属文人,有共同语言。两人书信,有相当一部分文字,都与读书、写书、编书、译书等文化出版相关。

  例如:1925年,罗家伦在英国接到张元济的资助后,曾给张元济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长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治学计划,得到了张元济的赞许。1926年,罗家伦译作《思想自由史》一书,托人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信中说:“如先生于著述有暇,望一度察阅,并赐以教正。”同年8月,罗家伦从欧洲带回有关鸦片战争的文牍交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曾致罗家伦一信,其中提到:“承假阅鸦片战役文牍,连日料检,已编成目录三分之二,……并拟选录数件登入《东方杂志》。谨候示遵。至尊意拟全部印行,固足供学者之参考,然恐销路无多。拟俟迻录完毕,分别编次,再行奉商。”

  罗家伦一生著译甚丰,在1949年之前,罗家伦有十余部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思想自由史》、《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新民族观》、《耕罢集》、《黑云暴雨到云霞》、《疾风》、《西北行吟》、《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等。

  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罗家伦也往往尽力予以支持。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馆被侵华日军炸毁,罗家伦曾致张元济一函,其中提到:“先生只手经营之事业忽遭倭祸,大部为毁,侧想先生必感非常痛苦。县志收藏尤为国家万劫不复之损失。尚望本旷达宏毅之精神,仍继续其文化创造之职志。物质可毁,但文化史上之功绩不可磨也。数月以来,辄与人言,商务实系中国文化上之伟业,不可不协助其恢复。设不能促其迅速之恢复,则不但文化损失,且于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险。因商务近数年来之努力,已趋向于学术思想界之标准著作也。此意南京方面闻者韪之。虽觉力薄,然将来如有计划需要微力之处,不吝见示,自必黾勉以赴之。”罗家伦此函中对商务印书馆的评价,应该是其本人的真实思想,绝非一般的客套话。此后,张元济主持商务复兴委员会,在国内七大城市设赞助委员会,罗家伦担任南京分会会务。

  1948年,印度圣雄甘地遇剌身亡。当时罗家伦正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张元济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十分赞赏,在是年2月2日致函罗家伦:“昊天不吊,甘地被狙,凡有血气,罔不痛悼。环顾我国,恨无此人。岂惟我国,全世界亦罕见媲匹也。《东方杂志》思出专号,以志哀荣,藉申敬慕。彼邦记载,知必甚详。荡节所在,敢乞代缉。自出事后,一切报纸涉及丧葬之礼、吊唁之仪,暨其家庭故事,戕杀案情者,汇集飞寄。”罗家伦接信后,很快译出一批文章寄交商务,同年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一期甘地专号。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罗家伦在能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有所助益时,是决不推辞的。

  从两人来往书信看,张元济似乎更希望罗家伦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前面已经讲过,在罗家伦回国之前,张曾有意邀请其进商务任编译之职,不过当时罗的社会兴趣甚浓,他的志向不大可能在商务。

  1931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调回南京任职,张元济致信罗家伦,鉴于国内局势劝罗家伦“先生暂时戢影,计亦良得”。

  1941年,张元济得知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后,给罗家伦一函,更为清晰的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比阅报知先生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其功成身退耶?抑别任他事耶?记得十余年前,先生尝谓:‘中国欲在世界学术上有些贡献,对于人类知识总量的基础上有些增加,非从纯粹科学上着手不可。’此非得如先生者为之先导不为功,其殆有从事于是之机耶!”。这封信,是收入张元济全集中唯一的一封写于抗战期间的信件。

  但罗家伦终生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一点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差异。

  对国事的忧虑

  1949年之前,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两人的来往书信中,也不可避免的讲了一些对国事的看法。

  1926年罗家伦回国,于9月去南昌,适逢兵劫遇险。他在10月23日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舍间被兵劫,除损失不赀外,伦竟被群兽所困,被刺刀者六,幸均未命中,仅手掌及大腿间受轻微伤,三、两日间即愈。以绝对无抵抗而遭此,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也。一切令人悲愤万态。”张元济回信,除表示慰问之外,更表示了对国家担忧:“第长此扰扰,正不知何日复见太平。来书谓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弟请更转一语: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想先生闻之亦同此感慨也。”

  1931年7月8日,张元济致罗家伦一信,明显的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国体改易已二十年,即国民党奠都金陵亦已四载,而今日现状乃至于是,未来之黄金世界不知在何时?而当前之地狱,则国民实已不堪惨苦矣。来示谓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也。非独不保存,且必断丧净尽而后可。”张元济生性平和,不是实在看不下去,不会有此义愤。罗家伦当时为国民党要员,他在此前给张元济的信内容不详,但从张元济的这封信看,罗家伦也有“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的议论。他们两人,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张元济对国民党的遣责,似乎并不包括罗家伦,罗家伦大约也会理解张元济的上述言论。

  1948年8月,张元济在给罗家伦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国内事无可言。财政败坏,一至于此。翁先生束手无策,王云翁亦踵决肘见。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归国,云去时美币一枚值我国币四万,今逾千万矣。试闭目凝思,再过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辈岂真将见亡国之惨乎?”而此时的罗家伦似乎要比张元济乐观,他在回信中,对王云五还是寄于厚望:“先生忧国之情溢于言表,伦在国外常受刺激,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惟最近云五先生竟有石破天惊之气,殊快人意。伦以彼能想敢做为先生在沪言之。今更证其不谬也。自然前途艰困多端,而千金之堤亦可溃于蚁穴,要之能想办法而有决心以赴之。国事何常不可为哉。”但张元济并不认同罗家伦的看法,他对国民党政权治国能力基本上已经绝望,他在回信中写道:“且看我国。我瞻四方,戚戚靡所骋,真可为长太息痛哭者也。王云翁诚勇于任事,然弟终觉其治标而非治本,设再一蹶,祸将无极。窃不胜杞人之忧。”

  当时,罗家伦为国民党员,虽然“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但对国民党政权始终抱有希望,这也是他最终选择去台湾的原因。而张元济,一直对国民党政权没有好感,在抗战胜利后则更加失望,这也是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渐趋左倾,并在晚年认为“及身已见太平来”的原因。这也是两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明显区别。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24日

2008年01月14日 09:33:06  清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