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园到坝房子村,周倍良说感恩3年“村官”经历——

“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成长”

《 人民日报 》 2009年6月19日 肖潘潘

  【人物小传】

  周倍良,湖南岳阳人,2006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同年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坝房子村任党支部书记助理,2008年10月,被评选为首届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  

  7月1日,周倍良即将完成为期3年的“村官”任期,与此同时,新一批大学生“村官”又将奔赴农村。作为大学生“村官”中的优秀代表,周倍良对这些新“村官”有什么建议?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感悟?

  6月14日,记者与他面对面。

  【编者的话】

  下力气抓好农村干部队伍,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各地贯彻中央精神,创新培养选拔机制,一批有知识、有见识的农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大学毕业生迅速成长为新型“村官”。他们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对农民有感情、被群众所拥护,在新农村大舞台上演绎着精彩的时代故事。本报今起推出“独家对话·新型村官”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3年“村官”,收获怎样?

  “来到农村,从不后悔”

  记者:从2006年7月签约坝房子村到现在,3年在农村摸爬滚打,有哪些收获?

  周倍良:报名参加大学生“村官”选拔时,就有人对我说:你以后会后悔的。现在,我可以对他们说一声,我从不后悔到农村,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成长。

  要说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我自信心更足了,社会阅历更丰富了,与人打交道不再腼腆,和绝大多数村民,我都能打成一片。全面接触农村的各种情况后,现在我可以扑到村里每个角落,了解村民们各种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工作方法,安排工作目标。在这里,我增加了很多社会经验,我感恩这段经历。

  记者:7月1日“村官”期满后,你有什么打算?

  周倍良:之前我报考了国家公务员、北京市公务员,但这样就意味着要离开农村。我本人还是想扎根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所以现在还在等待能够继续留在农村的好机会。以前当大学生“村官”时做得更多的是事务性工作,如果以后能继续留在农村,我希望可以当农民的“致富带头人”,带领乡亲们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过上好日子。

  适应农村生活吗?

  “越琢磨,就越喜欢农村”

  记者:从校园到农村,从名校毕业生到农村干部,这种巨大的转变,有没有过不适应?

  周倍良:你看我现在很乐观,其实刚到农村之初,迷茫、失落、动摇都有过。还记得当时甚至懵懂地认为,清华学生当“村官”,拿的工资都要比其他“村官”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大家平起平坐,一个起跑线(大笑)。

  其实生活中,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大。在学校时,吃住等各类设施齐全,精神物质都不缺。到农村后,看着尘土飞扬的马路、灰蒙蒙的平房,感觉生活真的很单调,我经过一两个月的心理调适,才逐渐对农村生活感到新鲜兴奋起来。

  记者:喜欢上农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周倍良:经过了一个“迷茫—适应—喜欢”的过程,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坝房子村给了我施展才能的空间。你知道我现在单独做多少事吗?除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团支部书记外,我还承担政策宣传、文件拟定、法律服务、人民调解等工作。我曾经代表村集体参与诉讼,把一块43.5亩的土地给赢回来,后来又打了好几场官司;我当过普法宣传员,到过许多村给村民普法,讲法律课;我当过镇里的调研员,负责全镇的文字调研工作和一些材料起草;我还参加了奥运普法小分队,当过奥运志愿者。在农村,机会很多,这些事让农村生活充实起来,为了做好这些事,我又不停地琢磨农村,越琢磨就越喜欢。

  给其他大学生“村官”什么建议?

  “学会跟农民打交道”

  记者:到农村后,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第一次”?

  周倍良:第一次被否定印象最深。那是刚到村里不久,村支书让我写一个“告村民公开信”,讲清村里近期要做的事情。我把每项事的意义阐述得逻辑严密,洋洋洒洒3000多字。没想到交上去,一下子就被否决了。当时第一感觉是失落和不服气。书记语重心长告诉我,跟农民打交道,要用直白的语言,不能超过一张纸,不然农民没耐心看完。听了后我十分惭愧,触动极大。

  记者:在农村工作,要学会改变,有哪些心得可以跟其他大学生“村官”分享?

  周倍良:第一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多看多学。农村干部富有特点,他们说话直白、幽默、通俗、管用。我们虽有知识,但到农村后往往“水土不服”,不知道怎么跟村民打交道。

  第二,跟村干部多沟通。刚来时,我建议建个村务公开栏,书记不感兴趣,因为村里时常发布公开信,和公开栏差不多。我后来调整了思路,去找村民的现实需求点,发现他们法律意识普遍不强,于是提议建个普法班和法律援助站,一下子得到大家认可。第一次开班,书记带着所有村干部参加了。

  第三,方法要贴近农村实际、适应农民习惯。比如开普法班,一开始想放在白天讲,书记不同意,因为农民白天忙农活,不会搭理你。讲课时,我也注意不要太高深,而是多讲故事。跟农民打交道,很严肃、很正式往往效果不好,边拉家常边谈事情,就好办多了。  

  跟其他同学相比,有过落差吗?

  “收获属于自己的踏实”

  记者:当初选择当“村官”,家人怎么想?对你在农村的成长,他们又怎么看?

  周倍良:我也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家人当初对我的选择很担心,希望我留在大城市,找份体面的工作。当时我跟他们说:我们本来就是平常人家,就让我从平常干起,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踏实。这些年我一直在读书,到农村后,我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变化,相信他们也能感受到。

  记者:你的同学们怎么看待你的选择?跟他们相比,有没有落差?

  周倍良:我跟很多同学保持着联系,他们尊重我的选择。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每年拿的薪水要比我高得多,但真正谈起各自的变化和收获,他们还是觉得我受到的锻炼更全面、更有价值。

  说到落差,谈薪水时会有点失落,毕竟这是个现实的社会,当我的同学每年挣10万、20万时,我一个月才3000元钱。但反过来想,既然选择农村,就应该看长远,按清华老师讲的,人的发展要“算总账”。只要每天有点实实在在的进步,几年下来,就能积累成一份成长。我坚信,人的成长要在时代的大潮流中才能获得大发展,国家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基层就是时代潮流,在清华上学时讲“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建大事业”,我现在就是在基层的大舞台上耕耘自己的事业。

  记者:你曾代表全国十佳大学生“村官”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了些什么?

  周倍良:我主要提了加强大学生“村官”培养的长效机制。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来信,当时高兴地跳起来了。

  记者:具体建议是什么?

  周倍良:总结起来两句话:有培养,有发展。有培养,是完善培养机制,保证大学生“村官”能够有固定时间充电学习,并能获得农村创业的政策、资金扶持。有发展,是建立成长衔接机制,保证大学生“村官”流得动,主要需要就大学生“村官”服务到期后的去向、流动进行制度上明确和保障。比如建立起大学生“村官”与村党支部书记、乡镇公务员衔接、转入机制,从制度上为3年到期想继续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人提供畅通的成长渠道。如果能够通过制度有计划地为大学生“村官”提供成长空间,相信会吸引更多人到农村来,建大事业。

2009年06月19日 12:52:19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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