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

搜狐人物 2004-10-8

   “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杨绛语)

   杨绛:1911年生,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我们仨》;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等。一位缄默的老人,可是她并不孤单

   万人如海一身藏

   钱钟书先生已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作为他们的读者有时便会掩卷自问。这种内心发问恐怕不只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虽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犹为不甘。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了一会……未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的确把我当成了她的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在我告别她时,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斐多》,在扉页上称吾为小友。回到家再翻那书,见那字迹圆润,工整有力,如硬笔书法一般,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之手。

   杨绛先生忙什么事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毫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两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已销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份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作为一个记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赧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谐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字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雀起之时,钱钟书却还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哪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女人难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妻子、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

   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

   “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去世时将近六十岁了,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九十岁高龄的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携带只有一岁的女儿回国。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作为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你学习法律?”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文革”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地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汽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这一段经历,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恋清华

   “在这一生中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让我得意的事情。”

   “那么,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钱钟书,失去了钱瑗,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这当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撑过来了。”

   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进清华大学。我的表姐、堂姐都是清华大学保送出国的。我在念中学时跳了一级,赶上那一年清华开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来招,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第二年清华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两个。我当时真后悔,如果我不跳级肯定也能考取,因为我成绩比她们好。”

   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作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是第一次进清华。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考入清华不但圆了杨绛的学业梦,也找到了她的爱情。在清华杨绛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当时钱钟书正读大三。杨绛母亲为此跟自己的女儿开玩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在清华我读了两年,本来照规矩清华研究生毕业后要送出国留学。可是当时系里说清华外文系的学生不送。我听到这话后就决定提前毕业和钱先生一同出国。”

   “您的处女作也是在清华念书时发的吧?”

   “我当时选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大考的时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脚印》

   。朱自清先生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您当年和钱先生回国后好像是在清华任教吧?”

   “我们回国后,钱先生去了西南联大,我当时带着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后我和钱先生一起成了清华的教授。当时清华有一个老规矩,夫妻两个不能同时做正教授,我只有兼任教授。职称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资,按钟点算,一个钟头只拿几块钱。”

   不久,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开始,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嫩,觉得“脱裤子”粗俗,便称之为“洗澡”,相当于“洗脑筋”。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就取材于这个时代。

   “当兼职教授很舒服,钱先生他们搞‘三反’整天开会,我就躲着不参加。如果是教授开会我说我是家属;要是家属开会我说我是教授。我躲起来可以看很多书,预备功课。所以我写《洗澡》是具体而为的。”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次年钱钟书和杨绛被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北大文学所改隶属于中国社科院。杨绛和钱钟书就这样离开了清华。

   “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清华,可是我再到清华时,清华完全变了。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匾,叫‘寿与校同’。清华是1911年成立的,我是1911年出生的。”

   我爱我的祖国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出国为荣,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小学、中学时就送出国了,您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出国深造留学我不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国,出国后就变成外国人了,已被异化了。我不赞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国。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国留学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不能丢了文化根基。我十分爱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中国的统一靠的就是汉字。你流浪到广东去了,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要用汉字‘告一个地状’,人家就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好处。假如是拼音文字,一个村两头的读音都不一样,发音随着时间也变化。中国地域广大,可能都说同样的语音吗?”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满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您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完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2004年10月08日 10:54:54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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