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

  来源:新华悦读 2014-9-10 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部书最大的背景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尽管这一讲话的公开信息只有不足2000字,但是信息量也非常大,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大方略。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重大政治命题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国情的、国际视角的深入研究。

  所谓理论的,就直接涉及到国家现代化理论、国家制度理论、国家能力理论等。这些理论不是主要基于西方的理论,还是基于中国人创新的理论,如基于中国学者张培刚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又如基于中国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与战略,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更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样,我也与王绍光、周建明等提出国家能力理论、国家制度建设理论等,进一步阐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不是“舶来品”,而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题,应有之意。

  所谓历史的,就直接涉及到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制度创建、改革时期的国家制度重建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从何而来?它不是从西方照搬而来,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我们还应当知道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历史地、客观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治理体系的内生性、进步性、合理性以及变革性。因为“中国创新”的最大创新,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创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历史上曾有过农业文明时代秦始皇的国家制度创新,如郡县制等。当今,又出现了工业文明时代毛泽东的国家制度创新,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

  所谓国情的,“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就直接涉及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处理好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反过来看,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影响生产力、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影响经济基础等基本问题。在中国,就反映在几个基本的重大关系和重大矛盾中,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我们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时,不仅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不仅是总结的,更是指导性的。

  所谓国际视角,就直接涉及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创新适合本国国情的、又基于历史演变的更具创新力的国家制度,从而从世界性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到追赶者、超越者,再到引领者、贡献者。这里,我特别在第二章的表2-2中给出了中国主要指标相对美国的水平(1950-2013年),做了实证性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中国如何从“一穷二白”的状态,仅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变成真正具有更高现代化水平的世界大国。中国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极大地影响了当前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前景。此外,作者在最后第七章中专门对中国和美国治理绩效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中国的治理绩效优于美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

  为什么我们要写作?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记录中国、书写中国、展现中国(指向世界展现中国)。我们凭着极大的学术兴趣,也凭着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以知识特别是公共知识为“富民强国”,即知识为民、知识报国。这不只是愿望、口号,而是知行合一。

  写作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写作本质上是一项深入的学术研究。对我们而言,就是每一篇国情研究报告、每一部国情研究著作,必须要有信息含金量、知识含金量、理论含金量。例如,在本书第二章的表2-3中,列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评价表(2003-2012年)。为了这张表,我们首次采用目标一致法和综合记分卡法,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定性目标归类计分,转化为定量目标,涉及到六大类、36大项、227个子项目标,进行逐条核对和打分,才完成了这张表。这不仅是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更是为下一个十年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已经被党中央、国务院所采纳。总而言之,要有学术含金量。这就要求有新的“知识增加量”、新的“知识增加值”,增加量越大,增加值越高,所写的著作才越有价值。因此,我们一直在力图不断创新,既力图突破他人,也力图突破自己。

  如何高效率的写作呢?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国情研究,是很难由一个人来进行、来完成,这就需要一个现代智库,不仅需要有学术带头人,更需要有一个精干、团结、高效、专业化、职业化的研究团队。作为清华大学的智库,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又是我们的研究专长和特色。我们十几年来都是以团队的形式高效率地进行国情研究、进行写作。这本身也是将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自己带头写作,既要“动口”,更要“动手”,还要与团队的青年教师、博士生一起写,集体研究、集体写作、集体修改,这一全过程比最终结果更重要。这样我与他们之间形成了特有的“朋友关系”。它的含义是:读书之友;写文之友;写书之友。正是在读书,包括读社会大学之书、无字之书,到写学术之文、学术之书,看到他们学术成长,我也是由衷的喜悦。

  (本文系作者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发言节选

2014年09月11日 14:46:22  清华新闻网

更多 ›图说清华

最新更新